胡适口述自传读后感

胡适口述自传读后感

　　胡适口述自传是唐德刚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十六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刚所保存并经过胡氏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的，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胡适口述自传读后感，一起来看一下吧。

　　胡适口述自传读后感篇一

　　《胡适口述自传》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项目，叫作口述历史的成果。原来由胡适先生口述，唐德刚先生整理，以英文出版。唐先生后来又将其译为中文，并加以注释。

　　所以，提到这本书，那就不能不提到唐德刚先生为本书的注释。唐德刚先生的注释很精彩，甚至有些“喧宾夺主”的意思。唐德刚先生对胡适先生的这些评注还算是中肯的，而之所以众多读者更推崇唐先生的注释，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胡适口述传记的读者和唐注释的读者不同.胡适想要告诉的是美国人,而唐想要告诉的是中国人,这一预设前提的不同,决定了不同读者对两部分的不同态度.我们都是中文读者,当然更喜欢唐的行文了. 评述自己和谈论他人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胡适谈到自己的时候,从本能上来说,都有一种潜意识的维护、遮掩、甚至是美化的心理,让有窥视欲的人、让对名人的一般言行有初步了解的人,都觉得有些不过瘾。或者也许是一种身在庐山中的视角限制。而作为唐,谈论别人之事,那就要放松得多,而且,视野也更宽阔一些,这也就自然显得是更加有趣了。

　　我也喜欢唐德刚先生的评注，语言风趣，观点辛辣，丝毫没有因为胡适是恩师的原因就大加赞赏，阿谀奉承的意思。对很多胡适先生的观点和想法都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对胡适的理论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也毫不留情的点评了出来。这才是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

　　书里的'胡适，是一位娓娓道来的学者，一个有些固执但却十分可爱的老头。从唐德刚先生的记述中，胡老先生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就如同这个善良的，喜欢同人争辩，但又及其怕事的温软书生坐在你对面的摇椅上，慢悠悠的说：“我年轻的时候……”读完《胡适口述自传》，我发现，可以通过阅读某个人的一生，来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胡适先生的口述其实有些断断续续，唠唠叨叨，不过，这就更符合一个老爷爷口述的特点，本书倒因为此显得真实和合理。书中的主线是从胡适先生的个人经历出发的，故乡和父亲、初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他的恩师杜威、中国的文艺复习、五四运动和他晚年总结的他这一生的研究成果。

　　胡老先生也改不了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的习惯——对年轻人谆谆教诲。他说，年轻人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秉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可能是在海外的留学经历，造就了胡适先生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将人的自身价值放在更高的位置，而不是社会的需求，这一点和我们的政党所提倡的格格不入。

　　我们总是眼里容不得沙子，不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真正的文明，应是伴随着客观评价和主观关怀而来的。在胡适的晚年，被迫远离家乡，出走台湾，这里包含着多少的无奈和忧伤。一九五四年，我们的政党因为胡适评价五四运动的态度开始对这位老先生进行攻击，所谓“批判胡适思想的毒瘤”。

　　 真正的名家是禁得住时间的考验的，胡适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人，他不应该只沉睡在历史中，新一代的年轻人都应该通过这本书走近胡适。

　　胡适口述自传读后感篇二

　　之前读过不少名人的自传，了解了名人的一生。这本书却有所不同，是通过第三人的角度去诠释另一个人，读来别有一番滋味。书中最令我感兴趣的就是胡适先生的政治路途。

　　胡适先生的政治生涯开始于一次次的演讲，在演讲的期间，胡适先生几乎跑遍了美国，将安吉尔和杜威二人的“新和平主义”传播。经过各种学生组织的锻炼，熟练地掌握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会议流程，在今后组织国际性组织和国内组织加以应用，自成一套民主系统。

　　胡适先生一生主张“新和平主义”，所谓的“新和平主义”在我看来就是不抵抗主义或者是反战主义。最明显地体现在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上。日本在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胡适极力反对中国对日宣战。当然中国对日宣战的确是拿鸡蛋碰石头，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清政府的无能领导之中，结果甲午战争，清政府一败涂地，胡适先生算对了一次。在二战时期，胡适依然反对中国抗日，原因是中国的经历实力落后、武器硬件实力不够。但是，八年抗战，中国战胜了日本，这次胡适先生算错了一次。

　　其实无论是算对算错，都没有必然联系，根源在于胡适先生顽固的思想，一生执着地追求着安吉尔和杜威二人的“新和平主义”，这种主义就是反战，不抵抗。所以胡适对于战争都是持反对的态度，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印度的甘地“非暴力不抵抗”主义。其实这种思想存在局限性，尤其在世界大战期间，除了日不落的英国在维护自己的地位，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列强都在想办法扩大自己的版图，与这些国家谈判等于慢性认输，他们会贪婪地无限之地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伸出罪恶的爪牙。在二战时，中国对日宣战是必然，此时的中国是资本主义政党主导，与社会主义政党合作，领导思路先进，兵器设备虽无法与日军匹敌，但完全是现代化军备。关键这一次是全民抗战，万众一心。所以，笔者对于胡适先生一贯追求“新和平主义”不敢苟同，胡适先生缺乏与时俱进的思辨性。

　　为何安吉尔和杜威两人会提出这种主张，原因在于第一，他二人都是白种人。

　　他们的文化传统白得像一条被单。他们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从欧洲白种人的文化传统出发的。第二，他二人都是西方扩张主义极盛时代、最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上等公民。第三，他们是上述这个社会内的“开明分子”、“社会贤达”、高级知识分子，自命为有教无类的大学者、教育家。他们的人品都是极其善良的：奉行基督，反对战争，同情弱小，同情得像贾宝玉同情刘姥姥的孙子板儿一样。第四，他二人就同胡适之先生、张君劢先生一样，无拳无勇无钱，而又自命不凡，不甘寂寞，专门欢喜“谈政治”的“白面书生”。现在美国的费正清先生等等的社会贤达，还是属于这一类。而胡适先生的家庭背景也与其相似，家庭出生好，是个完全的白面书生，很容易受到文人政客思想的影响。

　　我读完后在想，如果当时中国群众跟随了胡适先生的“新和平主义”思想，不对日宣战，那后果又是什么，我现在打的是中文还是日文呢？

　　胡适先生生前一直主张要学会质疑，在疑处生疑。那为何他确不以此来要求自己呢？一生的思想都被安吉尔和杜威的“新和平主义”牵着鼻子走。所以，真理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主义同样需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来看。中国之所以最后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除了硬件支持外，思想上的先进性决定了战争的胜利。胡适先生固然伟大，但不能称作是伟人。胡适先生虽参加过新文化运动，但并未给中国民主带来实质性的进程，我指的是民主解放的国民性。总的来说，胡适先生的思想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在中国不合适，思想一定要与实践结合，在实践中去检验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