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双十二事变:72年与一个国家的历史
1936年的今天，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在陕西临潼发动兵变，对后世历史影响甚巨。此事过去已经七十二年，也就是说三个双十二的年头都过去了，当年出生的婴儿，今天也已到古稀之年。与72年前相比，中国之变化可谓是天翻地覆。如果张、杨再世，看到今天的模样，会作何感想呢?也许他们没有什么感想，游戏与赌博，本来就是当时此类军阀纨绔的本来品性。
尽管很庸俗，但是中国人今天最喜欢讲的一个词可能还是“现代化”，然而，这七十多年来，除去物质上的变化不论，中国是否真的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呢?在乐之看来，无论怎么定义“现代国家”，有一点大概是大家都可以承认的，也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史所证实的，“现代国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宪政国家，无论是民主或君主，无论是采取何种主义治国。
七十年前，有关“现代国家”的此种政治常识，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的评论中看得发腻，大街上抗议学生也会喊此类口号喊得嗓子发麻。依老乐的`看法，辛亥之变后，虽然中国许多东西没有变，但是有一样东西确实变了。那就是政治文化。无论何党何派，无论激进保守，争来争去，大致上还是在一个框架中打架，这个框架就是现代型的宪政国家。袁世凯也好，张勋也好，他们的复辟归复辟，但依然没有公然宣布放弃宪政国家的框架。历史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人们的政治常识是否也相应有了长进呢?或者，人们今日是否都还在这个框架中讨论问题呢?
双十二事变发生之时，张、杨二氏曾经向外界发表一个通电，电文中罗列以下要求：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蒋尽管是军人出身，更有独裁之念，然而，他也知道时势常识，因此，对这些条件，他大致上还是作了一定妥协，事后，“五五宪草”之精神，可以说是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执行，蒋对言论之控制放松，中共也开始有了合法地位。当然，事变平息，与此本无太大关系，其背后自有其他因素在制约，但是，从合法性渠道来说，蒋的妥协，换来的是民意支持度的大幅提升。也可以说，张杨之行动，适造成了蒋氏之威权统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蒋的危机公关是成功的，而张杨则是此次事变的最大失利者。两相比较，蒋可算是一政治人物，而张杨则远不逮也。
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或者不是向简单地以单一逻辑来理解不同时段的历史，那么，在72年后，我们重新来审视双十二事变，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国家真正之进步则端赖此种实际政治历史经验的学习。否则，即使再过去一个72年，中国的状况仍然不能看到多少乐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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