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观后感
核心提示：《我在故宫修文物》最早在央视9套播出，总投资不过150万元。萧寒说，这并不是一部大成本制作的纪录片，比起他去年导演的纪录片电影《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总投资不到前者的1/10。
2016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观后感(1)
在这个封闭忙碌却不为人所知的空间里，他们的从容和优雅显得与现代社会那么格格不入。如同片中提到的，出了故宫像是进入另一个世界，而他们便在那个古老的紫禁城里父传子、师授徒，一代代默默付出。
在流行文化足以翻云覆雨的年代里，纪录片的“耐看”总抵不过它“不那么好看”的事实——你可以选择“撩妹”技能满分的柳大尉，也完全不会抗拒被兔子朱迪暖到。在愈发匆忙的日子里，令人感到应接不暇的东西太多了，多到面对信息迷丛会时常晃神，多到“阅后即焚”成了常态，多到再没有什么是非得到不可。对观看意义的追逐，总被消弭成来自快感的规训——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我是看一个明星在电视里出洋相也好，我是被一个万年老梗戳中心思也罢，喜怒哀乐都变得异常简单，坐怀不乱却变得不再纯粹。
这就是一种很尴尬的现状：面对大量“速食”影视剧的涌入，纪录片的风貌依旧，但跳脱于时代话语的迷思却在无形中被勾勒出来。《舌尖上的中国》也好，《互联网时代》也罢，讲的都是最当下的事情，但它们恐怕比《花千骨》和《琅琊榜》距离我们更远。正当许多人喟叹中国纪录片黄金时代不再时，一部规模并不大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悄悄“燃”了起来：它生在央视却成在B站，它讲了现代的事却令人对过去的事痴迷不已，它明明很严肃却莫名“被”流行了起来。总之，这部纪录片很耐看，也挺好看，甚至在流行文化的语境里，它能找到新的生长方向。
《我在故宫修文物》跟多数纪录片的选题取向相似，讲的都是最司空见惯的生活里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存在。该片聚焦在一群故宫文物修复工作者之上，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万千职业中平凡无奇的一类;他们又和我们不一样，是身怀绝技、妙手回春的顶级文物修复师。片中一句“修复文物是穿越古今与百年前进行对话的一种特殊职业和特殊生命体验”显得异常迷人，在故宫神秘面纱的遮挡下，他们变得愈发闪耀起来。
然而，相比故宫文物的厚重，人的故事则显得轻盈很多。想象一下，在数不胜数的瑰宝里，有那么一件能在千百年后遇到那么一个修复师也是一种缘分，而这种奇妙的际遇恰恰是观看的迷人之处。原本以为深不可测的叙事空间，其实早就在“小确幸”的讲述里得到人们的接纳。因而，这并非是一部需要费神去看的纪录片，但意义却会在这些只言片语里得以生成。就像片中对青铜器修复师王有亮的讲述一样，原本以为面对这些浩瀚历史里坚挺留存下的“宝藏”，人们会战战兢兢、会谨小慎微，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每一个绿荫充足、光线透亮的寻常日子里，在曾经象征尊贵地位的紫禁城的某个角落，他们摆弄着手中的奇珍异宝，云淡风轻。
如果你只是看到了这些断裂残损如何得以重生，那我会觉得有些遗憾。因为真正惊心动魄的“燃”点，在我看来，是这部片子想要传递给人们的深层价值逻辑：有关“工匠精神”和“格物致知”的想象。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还有一群人守在这里，并一代一代薪火相传——他们是故宫里的钟表匠人，是这里唯一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你看到他们如今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地打理着手中那些或许世上仅此一件的零件，又或者是为抽根烟跑了几公里走出城门以排解工作的寂寞，你都会无比相信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因为热爱所以坚持”的牢固信仰——面对这些被历史封尘、落败不堪的古物，他们和那个时代一丝不苟的对话令人动容。第二集中的木器修复师曾谈及，文物其实与人无异，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用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因而，片中呈现的这群拥有赤子之心的修复专家们，他们身上所具备的人生洞见本身也引人深思：人们修复一件文物，文物的价值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用人的品格重塑它——“格物致知”的现实启发或许就在这里。
在这个封闭忙碌却不为人所知的空间里，他们的从容和优雅显得与现代社会那么格格不入。如同片中提到的，出了故宫像是进入另一个世界，而他们便在那个古老的紫禁城里父传子、师授徒，一代代默默付出。导演曾在本片播出后说起一点愿景，便是想要通过这部片子唤起人们“期待一个不着急的社会”，对此我也能够感同身受。
除了内容呈现上的“有意义”，《我在故宫修文物》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文本。它在豆瓣上比热播剧的评分要高，它在B站上人气爆棚，它还在90后、00后的心目中成了现象级作品——这一切都在试图告诉我们，这部片子有着与传统纪录片不同的成色与话语风格。面对口径很窄的话题切口，它在处理方式上却狠狠地接了一把地气。在片子没有播出以前，或许很难想象这种题材的纪录片能与互联网文化契合得那么紧密。年轻观众们在弹幕视频网站B站上用各类“奇形怪状”的赞美达成了一场别样的集体狂欢：他们心疼“深藏功与名”的王师傅，他们感叹随口一句“走，去寿康宫!”的霸气，他们崇拜所有修复师“一开口就是满嘴文化”的气质……在这些看似戏谑、调侃的评论里，其实能够欣喜地看到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从来不曾抗拒，甚至向来敬畏。
很多年前，一部名叫《故宫》的纪录片曾轰动一时。最后一集《永远的故宫》里介绍了故宫全面修缮工程的开展，其中用小小的片段讲述了寻找一张用以修复的裱纸的艰难过程，这恰好与若干年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部《我在故宫修文物》有趣地互文了起来。我想，在所有能被留下的奇迹中，没有什么比“人”本身更令人叹为观止。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寻找藏匿在断裂残损里的那些惊心动魄，或许是这部纪录片被赋予的更重要的意义吧。
2016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观后感(2)
机器的轰鸣声、剪刀划过纸张的声音、硬刷子在木头上的沙沙声……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刚开始，就展现了一个貌似装修房屋一样的现场。
作为目前唯一一部拍摄故宫稀世文物修复故事的大型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用新颖的视角走进古老的故宫，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揭秘世界顶级文物的“复活”技术。
5年前，《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制片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雷建军走进故宫，编写了10万字的有关故宫文物修复的调查报告，他希望拍摄故 宫里的手艺人，做一个真正体现当代故宫的片子。于是，3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诞生了，该片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CCTV9)播出。
给文物“治病”
故宫西北角有几排房子，与坐北朝南敞亮的宫殿不一样，这几排房子东西排列，被称为西三所。昔日这里是冷宫，如今这里是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办公场所，里面几十位技艺精湛的修复专家便是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主人公。
2015年，成立于1925年的故宫博物院迎来了90周年华诞。为此，故宫博物院在2015年陆续举办了一系列重量级展览——石渠宝笈特展、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清代万寿盛典展等。
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展览是位于故宫神武门城楼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特展”。特展是故宫博物院首度举办以文物保护修复为主题的修复技艺和成果展，展 览分为古书画装裱与修复、木器修复、纺织品文物修复、漆器修复、陶瓷修复、囊匣设计制作、钟表修复和百宝镶嵌修复等11个单元。每个单元从代表性的修复案 例出发，以展陈修复后的实物为主体，从文物损伤状况、技艺、传承谱系、文物修复过程等几方面进行梳理与展示。
故宫浩瀚的文物收藏及庞大的古建筑群之所以能历经风霜仍以“如初”的面貌示人，正是缘于故宫博物院已传承60载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
这些经过修复的文物出自何人之手，其实并非人们想象中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老者。在这一群人中，即使年近60岁的老师傅，看起来也只有40多 岁。《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导演叶君说，与人们想象中的气氛肃穆、战战兢兢面对文物的状况不同，修复国之瑰宝的现场很日常化，“这些老师傅在宫墙里，环境安 静，生活节奏慢，每天看着这些赏心悦目的东西，自然年轻”。
从故宫地库里取出来的屏风已经封存了近300年，珍贵的紫檀木边框，彰显财富的螺钿镶嵌，镶铜寿字，在经年累积的尘土下，隐隐若现。如果没有修复师们精湛的技艺，这些曾经华贵无比的屏风，还会以这个模样，继续在故宫某个角落里残破下去。
他们视自己为普通的故宫工作人员，但其实，他们是顶级的文物修复专家，是给故宫文物“治病”的医生。他们的着装言谈与我们无异，同时生活在工业时代，但他们的手艺，却有几千年的生命了。
他们师傅的师傅，是中国古代“士农工商”中的“工”，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师徒制。
2015年初，故宫博物院想拍摄一部关于“工匠”的纪录片，曾经参与过《故宫100》的导演叶君顺理成章地成为此次拍摄的导演。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出品人萧寒说，在创作的时候就明确，这部纪录片要做的不仅仅是故宫里的物件，还有这群文物背后的手艺人，希望打动观众的是有感情、有温度、有情趣的人。
为了呈现出现代化的故宫，叶君和他的团队在故宫里拍摄了近4个月。师傅们以为他们呆几天就会走。当时正值春夏，这群年轻人却像“苍蝇”一样，天天都在。
叶君说，他也曾拍过几天就完事的纪录片，但是人物都是扁平化的，“这次是纪实纪录片，需要长时间的拍摄，很短的时间师傅们也很难掏心掏肺”。故宫里的人给叶君取了个外号——“叶问”，一个姓叶的，总是问这问那的人。
与修复的师傅们同劳动、同吃饭、同聊天，这支拍摄团队不仅获得了师傅们的信任，有些还成为朋友。故宫里严格遵守朝八晚五的工作时间，纪录片的工作团队却不会在5点收工，只要师傅们不反感，下班后还要跟着。
于是镜头里，儒雅内敛、开朗外向、年轻活泼，各具特点的修复师们展现了故宫的另一面。也因此，一个青春化，让年轻人看得下去的纪录片便产生了。
故宫匠人
故宫有严格的文物保护制度，每天早晨上班，文保科技部的师傅们都要打开7道大门。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故宫夜里闹鬼，所以早来的人应该吆喝，一声“走着”在空荡的故宫上空回响。
青铜组的王有亮师傅说，其实是怕晚上没人，开门的时候这里面有黄鼠狼、野猫之类的小动物，噌的一下窜出来。
故宫里几只花色各异的猫，也许就是宫廷御猫的后代。拿出猫粮，喂喂院里的几只野猫，师傅们一天的修复工作就开始了。
为了给故宫博物院建院90年献礼，寿康宫将完成“史上最强”复原。时隔244年，200多件曾经深藏故宫库房的珍宝，将重回寿康宫。
王有亮和徒弟高飞负责寿康宫里一件号称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海南黄花梨柜子的修复。柜子里的暗格曾经藏着上百件的珍宝，经过擦拭，柜门上的金属拉手再次熠熠生辉。
身穿蓝色大褂的王有亮，坐在柜子对面的床榻上，看着身着现代迷彩装的徒弟高飞爬上梯子，完成高处的工作。纪录片中，有这样一句解说词：乾隆的生母，当年也许就像这样，坐在这里欣赏过自己的柜子。钟表组的王津师傅，也曾在钟表馆里这样看着自己修复的一座座钟表。
儒雅沉稳的王津说，故宫收藏了世界各地的精品，一些大型英国钟表，大英博物馆都没有，故宫的钟表藏品或者件数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参观者无法看见这些钟表最美的样子，让一辈子都在故宫修复钟表的王津遗憾不已。
对于自己修复的文物，师傅们常常要这样观赏很久，赞叹古人精湛的技术，也自豪自己的修复技艺。
故宫90周年的展览中，慈宁宫里有一尊辽金时期的木雕菩萨像，原本是断了指头的，木器组的屈峰、史连仓和谢扬帆师徒的工作是根据断痕、形态用原本的材料做出缺出，进行修复。
在木器组的办公室里，屈峰和同事们一边忙着手中的雕刻，一边说道，文物跟人一样，故宫里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融入到里面去。“在世上走一遭，都想留点什么，才有自己的价值。”屈峰说。
很多人认为文物修复者的价值，是把文物修好，屈峰认为不见得是这么简单，修文物的过程中，修复者跟它的交流，对它的体悟，其实也是把自己融到里头了。
叶君在解说词里写到，修复文物，是穿越古今、与百年之前的人进行对话的一种特殊职业和特殊生命体验。
看着修复完毕的木雕菩萨像被运走，史连仓和谢扬帆师徒站在门口，依依不舍。
故宫的老师傅们大多是十几岁就进入故宫做学徒。史连仓3岁的时候就住在故宫边上了。他的父亲1982年从故宫木器组退休后，他接班进入了木器组，从小到大，50多年的时间就在故宫度过了。故宫对史连仓和这些拥有匠人之心的师傅们来说，不仅是一份工作。
镶嵌组的孔艳菊，大家都喊她孔孔或孔姐，她手下的文物，从原料到一件艺术品，经过怎样的雕琢，有哪些经历，都是她跟文物很有意思的对话。不仅如 此，修复还会加入现在修复者的手艺、对美的理解等各方面的因素进去，“你是凑合凑合还是不能凑合、认真对待。这里面有一种精神在，所以你觉得它是活的。” 孔艳菊说。
现在的师傅们，可以看出上一个修复者当时的技艺如何，甚至可以猜测他当时的心理和外貌，这是一种穿越古今的奇特体验。
书画作品，往往百八十年修复一回。片中，书画组正在修复一幅贴在门扇上的清朝大臣的画，书画组的书画修复科科长杨泽华推测道：“这浆糊抹的不太厚，不知道那人(上一个修复者)长得什么样，一定是高高大大的。”修复室里一阵欢笑。
不一样的故宫
“解说n、l不分。”观众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评论里批评解说的口音。叶君笑着说，这是故意为之，本来就不打算找一个专业的配音。
该片解说配音曹志雄是湖南人，曾经是《鲁豫有约》的制片人，现在的职务是《超级演说家》的制片人。叶君认为，“这虽然讲述的是故宫，但是他们并不想做成一个就传统说传统的纪录片。我们背着唐诗宋词长大，但是我们也是用手机、电脑的现代人，经过现代趣味的处理，现在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
而这部纪录片能够让年轻人喜欢，更重要的是《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的故宫并不是深宫墙里沉闷、严肃的故宫，故宫里的老师傅风趣、幽默、生活化，同时片中还有一帮爱说爱笑的年轻人。
拍摄期间，故宫里的杏子成熟了，落在地上的杏子成了蚂蚁的美餐。工作放松的间隙，木器组的成员们拿出棍子，开始了收获。在故宫里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这里绿意盎然，他们可以在瓜果飘香的环境里工作、生活。
有些树是他们自己种的，有些树是他们的师傅种的，还有些树，是生活在明朝或者清朝的人种的。
种些植物、养个鸟、逗逗猫，外加上朝八晚五、不能随意加班的工作制度，这些都让人羡慕不已。但是对于文物修复，这些“绿灯”都是为了让师傅们更加集中地工作，一点松懈，在文物修复上，都可能是无法挽回的伤害。
王津修复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它原来的主人是乾隆皇帝，一个小毛病也许就得调上个一天半天，这个过程还得反反复复。王有亮在堆满调色板的工具桌上调配青铜器的颜色，不顺利时一个颜色都要调上一个星期。
这是个急不来的行当，与当下快速的生活观念格格不入。王津说，他的时间感与宫外的人们是不同的，“干这行最重要的就是坐得住”。
镜头下，纺织品修复组的陈扬正在办公室的一角织缂丝。在古代，缂丝的使用者非富即贵，皇帝龙袍用的就是缂丝工艺。一个熟练工一天也只能织出几寸缂丝，因此现在人们已经不用缂丝了。陈扬说，即使是苏州的年轻人都忍受不了缂丝。
2009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了纺织品修复组，这里没有所谓的师傅徒弟，参与工作的都是年轻的女孩。在进行特殊修复的时候，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不能开空调，“还不能抹粉底，不能化妆，不能喷香水，不可以做指甲”，女孩子们迅速地补充着。
最近几年，故宫每年大约吸收四五十名应届毕业生。在文保科技部，如今年轻人占了一大半。5年后，随着老员工慢慢退休，故宫将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替换成新鲜血液。
虽然许多观众看过纪录片，纷纷表示要到故宫修文物，但是其实很多年轻人并不愿意到故宫工作。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孔艳菊在进入故宫博物院之前，和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这里只是一个旅游景点。孔艳菊笃定地说，刚从学校毕业来这里工作时，每个人都很难适应，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才能适应，“一进入大宫墙，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就如同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孔艳菊说，刚入职时，故宫里安静的让她都不敢说话。
如今她已经是故宫里的老员工，也是镶嵌组的科长，她组里的年轻人也渐渐多了。但是在文保行业，即使已经工作5年的修复师罗涵，在这里还是个新人。
故宫在接受这些年轻人的同时，也引进了许多现代技术——谷歌眼镜、3D打印技术、扫描等，都慢慢成为故宫的装备。与此同时，面粉熬制的浆糊、猪血、生漆、鱼鳔等原始的技术也仍旧在这里流传。
如果没有《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我们与展厅里品相完整的文物擦肩而过时，很难知道它们曾历经断裂残损和惊心动魄的修复。
文物是过去式，但修复文物是正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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