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而不离的整体认识论立场探究论文

时间：2021-02-23 10:24:33 毕业论文范文我要投稿

分而不离的整体认识论立场探究论文

　　在后现代主义反对主客体二元论，反对追求认识的确定性、明晰性、结构性和普遍性等思潮的影响下，科学哲学的研究也体现出注重非理性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无基础主义的倾向，力图消解和解构传统的科学哲学，消除“第一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最近的科学实践哲学更是提出对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技术等传统二元范畴进行基于实践的消解。

分而不离的整体认识论立场探究论文

　　我们认为，对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中一些僵化的观点应该持反思和批判的态度，然而这种反思和批判不应该走向彻底解构的另一个极端。批判现代主义，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走向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在复杂性思想观照下的认识论分析，或许可以避免科学哲学的研究由一个极端陷入另一个极端，从而能够较好地把握更为真实、更为整体的科学形象。

　　一、‘又分又离”的传统认识论

　　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科学取得了一系列令人叹服的成就，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也让人们印象深刻。科学以及科学家共同体逐渐被人们捧上神坛，也由此形成了传统的科学观。人们无批判地赞美科学，将科学与“确定J筐，“真理性”“客观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科学主义的观点在科学哲学中就体现为一种僵化的“又分又离”的认识论立场。

　　(一)主体与客体的“又分又离”

　　早在17世纪，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己成为认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主客二分认识论立场，将客体视为与主体截然相对的存在，客体具有绝对的独立性，主体只能站在客体的对面静态地描述、说明和反映客体。在这种认识论中，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二者之间只是一种描述与被描述、说明与被说明、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

　　与这种传统认识论相伴而生的是符合论的真理观。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命题或判断是对客观事物的性质、状态或关系等的描述或陈述，命题或判断的真假取决于它们是否如实地描写或陈述客观事实的性质、状态或关系等，真理就是命题与世界上有关事态之间的符合关系。前期维特根斯坦从他的逻辑原子论和图像论出发对这种真理论进行了论证，认为“在命题和事实、基本命题和事态、名称和对象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命题的真假或者取决于命题与它所描述的事实之间是否存在着符合关系，或者取决于命题是否成为它所描述的事实的图像”。这种符合论的真理观预设了如下的主张:自然界的性质自行存在，不会受到主体主观性因素影响，并且可以被主体如其所是地认识。

　　(二)科学内部与外部的“又分又离”

　　传统认识论还预设了观察经验的绝对客观性、实验检验的绝对有效性，以及学术规范对于科学共同体约束的绝对有效性。

　　逻辑经验主义继承并发展了弗朗西斯.培根的“纯观察说”，提出一种所谓的“中性观察说”，认为科学知识可以分为观察层次和理论层次，理论依赖于观察，而观察却独立于理论，不受理论的制约，是绝对可靠的。他们之所以强调经验的基础性地位，强调科学可以还原到观察经验而得到统一，致力于将一切不可观察的形而上学从科学中剔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于观察经验有效性的信赖。他们认为，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可以通过观察经验的客观性以及实验检验的有效性来得以保证。这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的事实基础具有高度的可信性，是因为科学中具有严格的操作规程;通过实验程序等严格的操作标准，可以保证经验现象得到如实的反映，并对理论性知识做出评价。

　　当然，逻辑经验主义对于观察的客观性和实验检验的有效性的强调，还预设了观察主体或实验操作者绝对地遵从学术规范这一前提。这就是说，科学共同体被认为必须遵从某种公认的学术规范。比如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提出的关于科学制度的四种规范，就要求科学家通过客观的、预先设定的规则来对知识进行分析，而且由于科学具有某种特殊的认识论功能“只有科学家能够在以一种没有偏见、没有成见和理性的价值观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时，才能获得这种事实”。

　　传统认识论无论是对观察经验的客观性、实验检验的有效性的强调，还是主张科学共同体必须遵守一种非私人的、适当的专业规范标准，这些都体现在它将科学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完全割裂开来的做法。在这种认识论中，科学被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心理等因素无法对科学知识的形成构成影响;对于科学的哲学分析无需分析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具体情境，那些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的科学都属于“坏”科学，因而应尽量把外部因素对科学的影响降到最低。

　　由此可见，传统认识论是一种“又分又离”的认识论态度:在区分主体与客体、科学内部与外部的同时，又将它们置于完全隔离的境地。正是由于传统认识论否认主体与客体、科学内部与外部之间存在着丰富的相互作用机制，所以被认为是一种僵硬的、静态的认识论立场。这种立场受到后继科学哲学研究的不断反思和批判。

　　二、‘不分不离”的科学实践认识论

　　20世纪90年代，才刚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受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影响，试图在实践基础上重构一种新的科学观。他们认为，传统科学哲学的“理论优位”应该被“实践优位”所代替，其核心在于强调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反对任何一种“认识论”立场，主张科学只能是“做”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因而在实践的视野中，科学不再是只有理论命题这种表征意义的所谓最终成果，而成为包括概念操作在内的一系列充满偶然性的实践活动，科学的目标、规则、实验进程以及最终的物质和理论成果都是在诸多异质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偶然生成的。

　　在这种实践视野下，科学实践哲学对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普遍性”概念进行解构，对于“客观性”“规范性”等概念进行基于实践的重新解读。其主要观点集中体现为，对科学知识的地方性理解，对科学规范的境况性揭示，对科学认识过程的去中心主义解读。

　　(一)地方性知识

　　科学实践哲学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科学的普遍性，声称一切科学知识都具有地方性、语境性和索引性。首先，科学实践论者认为一切科学家的实践活动都是局部的、情境化的，都处于特定实验室或者特定的探究场合，并且在特定实验室里需要大量的默会技能。其次，通过跟踪实际的科学实践活动，发现其间充满了偶然性因素，无论是科学研究的理论成果，还是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客体，都是在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心理等诸多异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偶然性地瞬时生成的。在科学实践过程中，没有任何规训的力量能确保科学朝着预先设定的方向前进，在具体的科学研究进程中总会出现各种偶然性阻抗因素，这使得科学目标也会在这些异质因素影响下偶然地生成或调O“实践的、目标指向的以及目标修正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就是科学实践的一般特征。

　　(二)境况规范性

　　科学实践哲学将科学中的规范性进行了自然主义式的解读，强调规范在科学实践中境况性地生成，反对任何形而上学的预设或先验的假定。劳斯(JO-seph Rouse)认为:“科学实践或日常实践的规范性来源于历史—物质境况开放的偶然性，而不是外在于或超越于这种实践境况。”[#]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言人的布鲁尔(David Bloor)与作为科学实践哲学代言人的林奇(Michael Lynch)曾就科学规范性的理解有过一场著名的争论。布鲁尔强调，规则的形成及遵守是一种社会性的致因;而林奇则认为，实践本身就具有在独立的文化要素之间建立结合的内在性，不需要在实践之外寻找能够解释特定文化扩展终结的因素。

　　(三)去中心主义

　　科学实践哲学既反对传统科学哲学所坚持的自然对于科学具有决定性的自然中心主义，又反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坚持的人类社会对于科学具有决定J险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把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都放在实践平台上进行整合，寻求对科学活动的操作性语言描述，消解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界线，进而转向“后人类主义”。所谓“后人类主义”，就是把自然和科学都置于实践之中考察，取消任何具有决定性因素的预设，让所有参与科学实践的异质因素共同作用，使主体与客体、社会与自然、理论与实在等等不再存在明确界线，而是相互作用、相互介入、共同生成。也就是说，在这种描述中，只有科学的实践范畴才具备总体性特征，其他所有异质因素都具有平等地位，理论和实在在实践过程中偶然性地瞬时生成，无法从实践过程中挑选出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由此可见，科学实践哲学是一种“反认识论”的态度，他们认为无论持何种认识论立场都是一种“理论优位”思想，都是预设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分，都是将世界与在世界中活动的“我们”人为地分离开来的做法。这也就是说，科学实践哲学明确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二分做法，认为人为地将科学知识同产生科学知识的具体实践情境进行隔离的做法是错误的，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作用、相互介入、共同生成，从而也无法分离。这样一来，科学实践哲学就采取了一种“不分不离”的消解一切“认识论”的立场。然而，我们还是将科学实践哲学的观点视为一种基于实践的认识论进路。这是因为，实践本身就是一种认识论概念，只是它是一个与纯粹的概念或理论相对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实践具有客观现实性、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性和系统性特征。实践既是主体与客体对立的基础，也是把双方联系起来的桥梁。由此也可以看出，科学实践哲学只是强调了主客双方在实践中相互联系的一面，而没有进一步分析二者在实践中相互对立的另一面。

　　所以我们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实践语境的强调，从方法论上超越了传统科学哲学只从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来阐述问题的局限性，突出了科学、自然与实践语境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揭示了科学哲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和技术等多元因素的影响而仅仅局限于科学理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合理地理解科学理论的成功与科学理论的演化过程。然而，科学实践哲学在批判传统科学哲学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所采取的消解科学内外界线的实践进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科学的内外问题，因为若只是在实践的层面上来看待科学理论，将经验和理论不做区分“这样一来，那些内在的、逻辑的和需要相对地分离的东西就被解构了”

　　三、‘分而不离”的整体认识论

　　“分而不离”是一种介于“又分又离”和“不分不离”之间的认识论立场，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选择的一条“中间道路，。“分而不离”体现的是一种复杂性思想，它主张相互联系的双方可以区分但无法隔离。这就是首先确认双方不是一种同质的东西，各自具有不同的内核，然而又承认双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藕合，是一种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

　　因为认识论的首要问题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传统科学哲学“又分又离”的认识论观点、科学实践哲学“不分不离”的'认识论观点与复杂性思想“分而不离”的认识论观点之间，分歧的根源也在于对自然客体与认识主体关系的认识不同。

　　传统科学哲学是一种静态的、孤立的认识论观点，将认识主体与客体完全对立起来，所以就形成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主体与客体成为一种静态、孤立的镜像关系。在这一观点下，自然也就默认了一种完全中性的观察。然而，科学实践哲学则完全否认认识客体的独立性，认为进入主体认识范围内的客体都是与主体相互作用后的客体，都是依赖于主体而存在。所以，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与自然相互藕合后的一种东西，它己经不是可以独立于主体之外的自在的自然物，拉图尔(Bruno Latour)干脆就用“类客体”而称之。由于科学研究的对象己经不再是独立于主体之外的自在存在，所以，科学研究对象将随着社会与自然藕合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如此一来，科学就失去了其“普遍性”的形象，科学知识也就成为一种随着产生语境的不同而各异的地方性知识。

　　另外，由于科学研究对象依赖于社会与自然的藕合方式，所以参与到这种相互藕合作用中的一切因素都无法被排除在科学之外。这样一来，技术与科学的界限也就模糊了。因为在现代社会，离开这些大量的技术支持，科学的对象也将不复存在，又何谈科学研究呢!于是，拉图尔将这种依赖于技术支持而存在的科学称为“技科学”。科学实践哲学将这种融合进一步扩展，认为在科学实践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心理等多种异质性因素都参与了科学知识的产生，构成了科学知识得以产生的特定语境。在这种科学基于实践的理解方式下，科学研究不再存在确定的规范，而且在科学认识过程中也不再存在任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于是乎，科学的范围就被扩展到了实践层次，科学实践过程中涉及到的所有异质因素都成为了科学的组成元素，科学也就成为一种实践和文化。

　　科学实践哲学的这种关于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来源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现象学的思想，即反对现象背后存在着稳定的本质。我们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完全否定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界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是不合适的，在真实的科学认识系统运行过程中，理论实体的实在性地位，是由自在存在内在规定性的信息加以保证的。虽然在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现象纷繁复杂，且随着认识语境的不同而变化，但我们不能就断然否认其间存在某种独立、稳定的东西。同时，科学发展的方向也一直在努力追求这种不随语境而改变的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并且在实验室中对不可观察理论实体的验证和可观察化努力也向来是科学研究的主要动力之

　　尽管承认理论实体的本体性并不是对终极实体的终极属性做出什么肯定性断言，但是却能够把相对于一定认识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揭示出来。这也正是理论实体不同于可观察实体的基本特征。当然，我们对于科学研究中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并不是忽视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不想否认这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语境性，更不可能走上传统科学哲学孤立、静止的认识论老路;而是在承认认识语境性基础上考虑非语境性因素，在对科学研究语境整体性把握中进一步分析探讨客体独立、稳定的本质属性。

　　由此可见“分而不离”的整体认识论立场既承认科学研究的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相互介入、共同生成，又主张在对科学语境整体性把握中，通过对照不可观察实体在不同语境下的呈现，从而达到对其本体相关特征的准确理解;但是，如果否认这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语境性，就会导致客体的完全相对化。所以，“正确把握这种‘分而不离’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认识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是一种本质上不同于技术的实践活动’。强调用“分而不离”的态度来看待科学，就是要准确地把握科学作为认知活动的最本质的特征和功能。

　　所以，我们同意吴彤教授对于科学实践哲学的批判，即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强调“实践优位”，反对“理论优位”;强调操作主义，反对表征主义，是一种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表现。他提出科学实践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应该继续批判“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而且应该继续突破“实践优位”的概‘如果‘理论优位’是错误的，那么‘实践优位’也可能被视为仅仅是实现了一种反向的颠覆，可能是对结构内另一种要素的凸显，而不是对这一结构本身的超越。; 我们认为，如果说“理论优位”强调了一种静态、孤立的表征主义，体现着“我是我，世界是世界”的镜像式认识论的话，那么“实践优位”通过强调世界就是我们参与其中的那个东西，则表达了一种“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的彻底操作主义的认识论。因而，我们反对这两种认识论中的任何一种，主张辩证地考察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不仅要认识到“我中有世界，世界中有我”，还要承认“我毕竟是我，世界毕竟是世界”。这种“分而不离”的认识论，既要认识到科学研究中实践的复杂性，承认科学研究的语境性和操作性特征，又不能把认识论特有的哲学研究方法完全消解在操作性的实践之中，而是要承认科学研究总存在着表征意义的追求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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