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的经典故事
24年前，他就到达演员生涯的峰顶，在经历了狂妄和自以为是之后，他逐渐发现这个躁动的圈子带给人不由自主的浮夸，优点和缺点一样，容易被人夸大，他重新开始思考人生。他此后警惕自己，要努力做到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做一个“人”。
《围城》与转折
出演《围城》对于陈道明而言，是一个重要转折。因为扮演入木三分的方鸿渐，他被大众所熟知，更因出演这部优秀的文人小说，而与钱钟书结识，并由此对演员和影视圈有了重新的认识。
在这部戏中，他用了“一惊一乍”表演法：总是神情落寞地游离于周边环境，每被旁人问到和提及时，都先是吃一惊，才回过神来。这个冲突制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也不断加强了人物性格：方鸿渐永远是一个游离尴尬的局外人。为了找出方鸿渐那句“李先生不得了，了不得”的神韵，他练出一口尖声尖气的“上海普通话”，这种口音在方鸿渐耍贫嘴的时候更为生动，酸腐的小知识分子气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围城》播出之后，钱钟书特意给陈道明写了一封信，说陈道明让他看见了一个活的方鸿渐。
陈道明与钱钟书因戏结识，一老一少在一起什么都聊。他很羡慕钱先生家里弥漫的气息，那种闻得到书香，也让人感到安静的氛围，眼前是两位饱读诗书，却非常浪漫、非常懂得生活的老人，他看到了一种真实的从容。迷茫的年轻人突然感觉，在这样的文化人面前，“发现了自己特可怜，在学问面前，你特别可怜，你的自信也突然间特别无助”。
之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职业，“我觉得我的前半段生活近乎可笑，也有点摇头晃脑了，有点莫名其妙”。当你突然间被别人的赞扬声包围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你还是你自己吗?”他重新想，“到底应该怎么存在才算是正常人?”
他给自己定下了未来希望成为的样子：一个满腹经纶，却不炫耀的平凡人。一旦甘愿放下名利的欲望，也就不需要去假装和说套话了。他给自己定下准则，在拍戏的时候用功、用心、用力，就行了。
30年的游离与较劲
陈道明演艺生涯32年，一直警惕地与自己工作的`圈子保持相当的距离，却也始终站在一线最贵男演员之列。
当年一起拍《一个与八个》的小伙伴们，在这之后的30年间，潮起潮落，不断调整自己适应时代的姿势，以不同面目、态度出现在不同的时代中。张艺谋在这些年间，完成了从摄像到导演的转换，从文艺片导演到商业大片导演，并通过早期在国际获奖的文艺片和导演2008年北京奥运会跻身世界导演的行列。只有陈道明仿佛活在自己的世界，始终只执着地和他的角色较劲，甘心演着电视剧。
他对表演较真的程度在圈中是出了名的。陈道明说，自己的创作习惯是导演可以无限拍，从拍《围城》那会儿就这样。导演即使说“OK”他也会再给你来条别的表演方式。同样的情节、位置，他会给出“大”、“中”、“小”不同尺度分寸的表演，把几种状态都演出来，“赤橙黄绿蓝青紫，最后导演来选择”。
因此，哪怕是《建国大业》中给人敬个礼，他也要在50秒钟的平台上做得与别人不一样。光是服装他就要求重做了两遍。“凡是示人的东西，你尊重了它，它才尊重你。有的人爱这个职业、爱赚钱、爱出名，这都没错，但尊重这个职业比爱这个职业更重要。”但这些较真，都是向内的，他也无意往外伸展。比如他承认自己不算是勤奋的人，因为从不为自己的人生做规划;那些角色，也都是剧组找到他，他觉得可以干就去了，从没有过他主动找来的角色。这还和面子有关，“我去找人演，不是有失面子?”他觉得。
陈道明一直是中国最贵的男演员之一，虽然都是被人高价请来的，可拍戏的时候，他不迟到，也不早退，甚至为了让自己状态不懈怠，拍戏现场连椅子都不带，一直是拍多长时间，站多长时间。“有人说我很难搞，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求自己很多，所以我要求别人也很多。”
知识分子也可以有风骨
陈道明并不高产陈道明并不高产，30年的演艺生涯，参演的电影不超过20部，电视剧不超过35部，在最高产的年份有过一年三部电视剧、两部电影，但也有时一歇两年不拍戏，全凭自己高兴。
纵观他饰演的人物，主要有两大类：帝王与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文化谱系中，帝王和知识分子是性格和气质距离非常远的两种人，可陈道明自如地游走其间，在阴郁中露出阳刚之气，儒雅中透着逼人的霸气。
2001年陈道明出演陈家林导演的电视剧《康熙王朝》，沉寂数年后再次迎来事业高峰。历史上的康熙少年得志、快意恩仇的性格特征比较鲜明，但是陈道明塑造了自己比较中意的处心积虑、老谋深算的性格。他甚至很多处不自觉带入了自己对社会、国家的态度和情感。
2004年，电视剧《中国式离婚》里，陈道明把知识分子的清高，又犹疑不决、疲于奔命、懦弱的个性演绎得入木三分。
他愿意继续拍知识分子，更想的是拍一些知识分子的缺点。他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能写出很多戏来，但他说始终没有碰到哪部作品是写得特别好的。
陈道明至今保持深居简出的生活，他不参加应酬，不问时事。他喜欢待在家里，也喜欢收拾家。家，一定得干净整洁，桌子上摆的东西歪了，必须要扶正。收拾完特别干净，他会觉得很舒服。这是他要的一种心境。
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陈道明以一种固执的缓慢，生活在自己的步调里。
近四五年，在不多的接受采访的时候，陈道明已不局限于指正身边所见的不满，他开始公开批评国内品质低劣的影视剧作品，包括圈内急功近利的风气。
“这些剧能面世，是导演脑子完全进水了。”他更不理解的是，那些烂剧的故事本身就是假的，演员还要在那里装模作样、声泪俱下地演，越认真演却越加重了这种假。
他似乎无心去做振臂高呼，或以自己的知名度去影响什么的事。他既没有想因此成立什么工作室，多做些好剧来略微改变这个环境，也没想做个公知，搞些演讲，洗涤一下现在的年轻人。
“所以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做)一个‘人’。”他只给自己设定了为“人”的下限，即你可以不知道对社会和朋友有多大贡献，建设性是零都没关系，但一定不能有破坏性。“不管任何情况下，不能对人和社会有破坏性，这是做人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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