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乡土中国》有感常用（15篇）
读完某一作品后，相信大家都积累了属于自己的读书感悟，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读后感吧。到底应如何写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读《乡土中国》有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读《乡土中国》有感1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在“从欲望到需要”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说到“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的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他认为人的计划是不自觉的，欲望产生了“要”，为了满足“要”，人的行为就由欲望控制了，当人的.行为变成自觉的，那就是需要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费孝通先生说：“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摆脱封建统治才百余年的我们，依旧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如今的城市生活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在城市人西装革履之下隐藏的乡土气息，如“熟人社会”，“长幼有序”等，当今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有着浓重“乡土”痕迹的中国。乡土社会和儒家思想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忽视儒家思想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深刻影响，正因为此，中国乡土社会的完全解体或许还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读《乡土中国》有感2
费老先生的《乡土中国》在中国社会学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要了解日本文化很多人会去读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而要了解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则离不开这本《乡土中国》。《乡土中国》是费老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根据他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课内容整理出来的书，37年后的1984年由三联书店重刊。主要依据当时乡土社会的人际生存现状、社会结构、交往方式等，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完成。该书中的乡土中国，其实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各种元素，再看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可以发现费老的很多说法如今仍然拥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文中开篇就指明了乡土社会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乡土性，这也是整篇文章的基础。正是在乡土性的基础之上，作者延伸开来得出了很多结论。乡村社会的乡土性导致了不流动性，从而产生了一系列乡土社会的特性：礼俗社会，文字的相对不重要性，差序格局，无讼无政，家族的基本结构，血缘社会等等。整篇文章是一种横向思维的视野，将乡土社会不同部分的不同特性以此剖析。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费老笔下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这个圈子具有伸缩能力，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能放就放，能伸能缩。这是自我主义产生的源泉，也是中国小农意识、自私自利产生的另一种诠释方式。中国人在国际友人眼中永远顶着“自私”的帽子，没有集体、国家意识，永远想着自己及小家的利益。因此他们只扫自家房前雪，他们为一己之利损害大家的利益，他们目光短促、心胸狭隘，他们不顾天下苍生只顾自己安乐。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看客，这些看客在鲁迅作品中都以群像出现，是一批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落后的群众，居处在偏僻、闭塞、愚昧、落后的中国乡村，长期以来的封建意识的毒化和侵蚀，已积淀在他们的精神骨髓中，并在他们思想、心理、性格、言行中自然而非自觉地表现出来，于是他们愚昧、麻木、无聊、庸俗，于是他们集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的劣根性，以及我们民族精神中的严重痼疾甚至于人类某些弱点，即安于命运，麻木顺从，既受人愚弄，又愚弄他人的性格特征。
不仅以前的文人在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当下也有很多人在反思。昨天和同学看完了姜文的《让子弹飞》，这是一部很多人期待已久的影片。姜文一改以前怀旧、缓慢、意识流的风格，在这部新片中注入了很多反讽、黑色幽默的东西，使得商业大片的背后也有很多让人反思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国民愚昧自私的劣根性。费老先生在开篇就意识到，已经有一种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逐渐产生，在这里可以称之为城市社会。如今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的如火如荼，乡土社会确实在逐渐土崩瓦解。可尽管如此，乡土社会中的很多特性却残留了下来，并在城市化中畸形发展，这使得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基层民众都面临了很多困惑。最近“黄山门”事件愈演愈烈，复旦大学面临着严重的公关危机。事情可能不像网络舆论中所说的这么简单，但归根结底，广大网民还是在指责国民自私自利的劣根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费老先生笔下属于乡土社会的特性，在中国一流大学的学子们(所谓的知识阶层)身上出现。中国经济的崛起大家有目共睹，于是很多人开始称中国为“大国”，但大国绝对不能只是经济上的腾飞(中国在这方面也还需要继续努力)，国家软实力、国民文化素质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风范和气派，而如今中国依旧充斥着小农意识和小市民意识，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乡下人进城穿了套西装，脚下却依旧是双解放鞋，显得不伦不类。
《乡土中国》后半部分主要剖析了皇权、官僚、绅士的关系。皇权拥有至上的权力，是天下的拥有者;官僚并非天子的家门，并不和皇上分享政权，他们不过是臣仆、是行政机构;而绅士是退任的官员或官员的亲戚，他们没有权力但是有势力，他们在官僚机构的庇佑下虎虎生威。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联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就是到现在还是如此。只不过名称有变而已，“士”变成了政府官员，“绅士”则变成了“官二代们”。官二代文化或许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人情、礼俗而非法治为基础的传统也为官二代文化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这几年公务员考试异常火爆，这是个很值得人们反思的现象。首先参加公务员考试人员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没有多少人是真正秉着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好公仆的目的从政的，大多数的人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在得到官僚体制的特殊庇佑。当然每个人都是要生存的，有一定程度上追求物质无可厚非。但官员是特殊的职位，他有一定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社会进步的间接领导者。当一个社会上的官员都没有了责任心而沦为物质的奴隶时，这个世界是可怕的。其次，相比公务员固定的收入外，大家更加看重整个官僚体制的庇护作用。这是社会另一种形式的沦落。如今官员与官员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相互保护的体系，各种有需求保护自己的势力都在向官员靠拢，商人表现的尤其明显。于是出现了，出现了。
读《乡土中国》有感3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是根据抗战时期费孝通先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的分期连篇文章。费孝通先生的教授方式也相对开放，从所提出的概念大胆而朴素到探索的方式多是以讨论展开，这种先进的教学模式也可以促进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本书的内容也主要回答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
费孝通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其著作通过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等国际知名社会学家的论述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由浅及里的的展开，书中学术性与趣味性并重，虽然成书于上世纪，但书中理论却能广为当今社会学习借鉴。
“社会团体在日常生活合作中养成了团结的力量，总是会发生一种要求继续生存的趋势。家庭既是最基本的合作团体，这种趋势必然是很强的”这段之后关于“三角的团结”的论述读后豁然开朗，人社会的迭代是组成社会的三角结构的迭代，蚕茧的妙喻也是恰如其分，破裂是为了重生掺杂着一定的哲学意味在其中。“维持社会的完整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足够数目的人口来担负分工结构所规定的各种工作。“我说在人类中非得有活着的别人才能有活着的自己。”“人类有死才需要生。”等论述正如作者书中所说看似不合于常理，深究其中正是社会完整蕴含的深刻规律。
读《乡土中国》有感4
读了费先生的《乡土中国》，我深有感触。一方面，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几乎都是在乡土或者类似于乡土的环境中度过的，因此我就是一个地道的乡土中人；另一方面，这本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现在已有60多年的时间跨度了，而这60年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乡土现在怎么样了？中国是不是还是一个乡土中国？费先生的乡土理论是不是还适应现在的中国？这些问题都让我充满了兴趣。
在我看来，本书开头应该是注重写中国的乡土，后面多转化为写乡土的中国。中国的乡土自有其特点，而中国也的确带有浓浓的乡土味。直到现在，这种味道也还处处可闻。
中国现在的乡土状况如何呢？我没有做过有用的调查，不敢妄语。官方的说法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这未免有失精细，我姑且以我的家乡为例吧，这情况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平时在村里，最有感触的便是孩子少了，减了不少热闹。村中的老人过世的也多了。让人不好意思的是许多村里的小孩竟也叫不上名来，不少新媳妇也不认识了，真有一点物是人非的感觉。每天早晨都有幼儿园的车来，上初、高中的孩子也经常不回家，更别说大学生了，这就让长老权利的施行大打折扣。有一次，我们村长让我抄一份关于家庭收入的文件，其中确有十之二三的家庭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成为农民工。以上所述也应该是大多数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状况了，这当然与费先生所在的那个年代的乡村不同了，然而虽然有这么多的变化，土地依然是村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对于每一个乡土中人来说，土地是亲切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密切的，所以乡土本色毕竟是维持住了。
说道文字下乡，其实是知识下乡，费先生说只有等到乡土性的`基层变化了，文字才能下乡。而今的社会变迁如此之大，以至于包括我在内的农村孩子都出来找知识了，同时，知识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乡下传播开来，手段多样化、快捷化，容量巨大以至于超出了村民的接受能力。比如有线电视的普及，当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大人们只看本省的几个常看的节目。
当我们把视线从乡下转移到整个中国社会，我们便会发现这的确是一个乡土的中国，费先生提到两个概念——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谈到西方人的团体意识和他们那象征着团体的神，着重讨论了中国社会的乡土特性。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和西方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在一个水平线上。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西方却早已步入资本主义社会，早先以放牧为主的欧洲人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而后剧烈的社会变革彻底确立了团体格局，而中国一直已农经济为主，受儒家“克己复礼为仁”的封建思想影响数千年，在物质上的自己自足决定了意识上的自私，一味克己，埋头为自己的修养和前途而独自寒窗，闭门造车，悬梁刺股也须自己动手，很少有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句话道出了差异的客观存在性。克己的发展会导致差异，费先生的圈子理论可谓恰当，每个人周围都会形成一个圈子而不管你情愿不情愿，这大大小小的圈子以一个“己”为中心，这让我想到“找熟人”这个词。大大小小的圈子就像一个个势力范围，有其众多的依附者，而圈子也难免重叠，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的复杂化，而这重叠区也是最繁忙的一处了。就拿我在开学时经历的申请贷款事件为例吧，许多事情是要排队来办的，但排不了多久就眼看着没有必要了，几个装模作样的人和那些有模有样的工作人员寒暄几句，工作的严肃立刻就荡然无存了，他们要办事也就成了。这真是谁的关系网大，谁才可以捕上鱼。其它人没有这种所谓的关系，又没有队可排，几次来都无功而返，怨怒不已。但也只能站在教育局门口没有目的地等，这也确实好笑，算得上是一种奇观了。也有一种现象是一个人突然失势，他的圈子遽然缩小，和别的圈子的联系断裂或者被圈进了其他更大的圈子，至于一段时间后没人理他，这也显得很正常了，这也许便是中国为什么经常有人抱怨世态炎凉的原因了吧。
随后费先生在家族和男女有别这两章里提到了两种文化模式——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根据我的理解，前者的文化特质是确定，而后者是运动，从于主流文化的应该是后者，但我却赞成前者的一些观点，像“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整的秩序。”虽然概念上的无知给了我很大的麻烦，但我始终是坚持一种观点的，即我认为未来首先是确定的，其次是可预测的。我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物质及其运动真实存在，并创造了一切，时间和空间只是为了方便描述而定义出来的，是无所谓有无的。物质的运动是可知的，尽管这有很大的困难，但当这一合理真实存在时，未来就已经确定了。打个简单的比方，当你扔出一个苹果时，在那出手的一瞬，有初速度和抛射角，所以还没等苹果落地，你已经可以计算出它落在哪里了。同理，如果知道所有物质的运动状态，未来就可预知了。回过头来才知道扯很远了，然而也的确很有趣。我是同意费先生的许多观点的，中国家庭的一贯的单子的差序格局传统隔断了夫妇之间横向的联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劳动量和所劳动的重要性规定了劳动者的地位，男性日益占主导地位，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也就男女有别了。
和谐社会今年来是主流的理念。在文化方面，这首先需要道德与法律的和谐，恩威并重才能不失方寸。类似于费先生的人治与法治，法律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乡土的中国的许多很好的传统也同样不可忽视，费先生说有时人治可以取得不治而治的效果，这对于法治来讲是很理想的，也值得我们借鉴。而两者的和谐的确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我也对费先生的“无讼”观点深有体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知识的普及，“打官司”这一名词在乡下很受争议。我这儿刚好有三次亲身的经历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现象。大约在五六年以前，我家发生一次意外事故，和村里的另一家有关，但当时双方都没有考虑诉诸法律，最终在村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的协调下私了，而我们两家至今也还都和气。另一件发生在大约二三年前，和我的一个亲戚有关，他们两家由于在采石场上的利益而发生争执，后果很严重，反复协调不得私了。最后争到法庭，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去看了。我们方是有理的，在道德上有利于我们，但这种有利在法律上却不能保持，于是双方争吵很激烈，这方“说理”，另一方“道法”，以至于法官不得不几次暂停审理。最后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们村上，是今年暑假时的，双方发生了一点小事，但第二天就有一方收到了警察的罚款，互为邻居的两家从此形同陌路。无论是巧合还是必然，总是有这么一个趋势的，无讼的状况正在悄然改变，这正如费先生预料的那样：只有在社会秩序和思想观念上进行一番改革，法治秩序才能建立，而如今这种改革很大程度上已成事实，这个过渡也就理所应当了。
四个权力的观点给我了很大启示，在封建社会的乡村只有默许的长老权利，推行的是一种无为政治，而我学过的知识说这种政治是一种残酷剥削的政治，我认为这其实是同样的意思，长老权利的极端发展造就了封建社会，从家长制到君主制，从父子到君臣。社会上开始形成两大对立阶级，与其说是地主剥削农民，还不如说是农民适应了这种被剥削。长老权利的恶行膨胀得到遏制，封建社会也就成为过去了。
读到血缘与地缘这几张章，我更加明白了三峡工程的所有问题中为什么移民最难，乡土人安土重迁啊，谁愿意在异地长久地做客人，几世几代被人说成是外乡人。另外以一个感触是一句“钱上往来不要牵涉亲戚”，仔细想来，我们村陆续开的几个小卖部还真大多是所谓的“外乡人”办的。但讲到学生聚餐等事上大多实行AA制，因为面子总是得用经济条件去撑，这一过程是痛苦的，我是听到很多人的抱怨的，所以理智开始纠正感情上的“错误”，这也是社会的一个大转变，这一理性方向上的转变同时也体现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上，变化是巨大的，以至于费先生的预测几乎是事实了。名实的分离到处都是，要营养不要味觉，需要规范了欲望，但不否认的是传统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样一个乡土性的社会依然将长期保持她的人情味。这一套乡土理论也就显得极其重要，将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极富指导意义。
读完这本书，我发现在重刊序言和后记中有一句同样的话：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这句话的确很到位，理论创新永远不会有完稿，甚至不会有定稿，人的一生应当有不断探索的精神。费老这种孜孜不倦的理论创新精神和求质求真、舍生忘死的实践探索精神也深深打动了我，他那谦虚、认真、务实、敢于向未知领域进军的学术精神也教育了我，于是我想借费老的话结尾：这不算是完稿，也不能算是定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
读《乡土中国》有感5
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磁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我们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们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和人的学习不相同的是它们并不靠一套象征体系的。人固然有很多习惯，在本质上是和小白老鼠走迷宫一般的，但是他却时常多一个象征体系帮他的忙。所谓象征体系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地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的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是用词来表现的，于是我们靠着词，使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又使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从这方面看去，一个动物和时间的接触，可以说是一条直线的，而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却比一条直线来得复杂。他有能力闭了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累积。
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
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我记得在小学里读书时，老师逼着我记日记，我执笔苦思，结果只写下“同上”两字。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课，游戏，睡觉”，有何可记的呢?老师下令不准“同上”，小学生们只有扯谎了
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在乡土社会中粘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错认了人。 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部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
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部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一说到来历就得从“开天辟地”说起;不从这开始，下文不是只有“寻常”的当前了么?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希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
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一般的。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它包括着行为规范、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它的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是依着该社会的格局而决定的。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
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我说了不少关于“团体格局”中道德体系的话，目的是在陪衬出“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特点来。从它们的差别上看去，很多地方是刚刚相反的。在以自己作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
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孔子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时把“忠”字抬出来放在这位置里，但是“忠”字的意义，在《论语》中并不如此。我在上面所引“为人谋而不忠乎”一句中的“忠”，是“忠恕”的注解，是“对人之诚”。“主忠信”的“忠”，可以和“衷”字相通，是“由衷”之意。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我们普通所谓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差别决不是在大小上，不是在这社群所包括的人数上，而是在结构上。
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明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因为这缘故，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儿女。可是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构成这个我所谓社圈的分子并不限于亲子。但是在结构上扩大的路线却有限制。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在父亲方面却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
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以生育社群来担负其他很多的功能，使这社群中各分子的关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我在《美国人性格》一书中曾用“生活堡垒”一词去形容它。
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
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这决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这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结果。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意见，不肯像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圜局中养成的性格。
我用“感情定向”一词来指一个人发展他感情的方向，而这方向却受着文化的规定，所以从分析一个文化形式时，我们应当注意这文化所规定个人感情可以发展的方向，简称作感情定向。
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地在创造中求统一，是浮士德式的企图。
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同性方面去发展。变态的同性恋和自我恋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确说;但是乡土社会中结义性的组织，“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亲密结合，多少表示了感情方向走入同性关系的一层里的程度已经并不很浅。在女性方面的极端事例是华南的姊妹组织，在女性文学里所流露的也充满着冯小青式的自恋声调。可惜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感情生活太少分析，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
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
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
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了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我们说“灵验”，就是说含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在后面。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人也许因为某种心理变态可能发生单纯的支配欲或所谓Sadism(残酷的嗜好)，但这究竟不是正常。人们喜欢的是从权力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譬如英国有一次民意测验，愿意自己孩子将来做议员或做阁员的人的比例很低。在英国做议员或做阁员的人薪水虽低，还是有着社会荣誉的报酬，大多数的人对此尚且并无急于攀登之意，如果连荣誉都不给的话，使用权力的人真成为公仆时，恐怕世界上许由、务光之类的人物也将不足为奇了。 一个只有生产他生存必需的消费品的人并没有资格做奴隶的。
中国的历史很可助证这个看法：一个雄图大略的皇权，为了开疆辟土，筑城修河，这些原不能说是什么虐政，正可视作一笔投资，和罗斯福造田纳西工程性质可以有相类之处。但是缺乏储蓄的农业经济却受不住这种工程的费用，没有足够的剩余，于是怨声载道，与汝偕亡地和皇权为难了。这种有为的皇权不能不同时加强它对内的压力，费用更大，陈涉、吴广之流揭竿而起，天下大乱了。人民死亡遍地，人口减少了，于是乱久必合，又形成一个没有比休息更能引诱人的局面，皇权力求无为，所谓养民。养到一个时候，皇权逐渐累积了一些力量，这力量又刺激皇帝的雄图大略，这种循环也因而复始。
我曾说：“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
文化和政治的区别是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
在我们客套中互问年龄并不是偶然的，这礼貌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是根据长幼之序。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在我们亲属称谓中，长幼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则，我们分出兄和弟、姊和妹、伯和叔，在许多别的民族并不这样分法。我记得老师史禄国先生曾提示过我：这种长幼分划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可以掩盖世代原则。亲属原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长幼原则的重要也表示了教化权力的重要。
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讲机会，年幼的比年长的反而多。他们不怕变，好奇，肯试验。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
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他们是要死的。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
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会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被歪曲的。
爱情，好吃，是欲望，那是自觉的。直接决定我们行为的确是这些欲望。
再说得远一些，我常觉得把“生存”作为人类最终的价值是不太确切的。人类如果和其他动植物有些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就在人在生存之外找到了若干价值标准，所谓真善美之类。我也常喜欢以“人是生物中唯一能自杀的种类”来说明人之异于禽兽的“几希”。——但是，人类主观上尽管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价值，文化尽管有一部分可以无关及无益于人类的生存，这些不合于生存的条件的文化以及接受不合于生存条件的文化的人，却在时间里被淘汰了。他们不存在了。淘汰作用的力量并不限于文化之内，也有在文化之外的，是自然的力量。这力量并不关心于价值问题;美丑，善恶，真伪，对它是无关的，它只列下若干条件，不合则去，合则留。我们可以觉得病西施是美，但是自然却并不因她美而保留她，病的还是要死的，康健才是生存的条件。自然并不禁止人自杀，但是没有力量可以使自杀了的还能存在。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在上文中所称的时势权力;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各人依着欲望去活动就得了。
读《乡土中国》有感6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打开书看到的第一句话讲到了我的内心。
小生活在农村，和邻里街坊无不相识。谁家吵个架了就会去劝，谁家农活忙不过来了也会帮忙。完了大家还会互相说一句，咱们都是自己人。就跟费孝通在书里说的一样，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我们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行为的，我们和邻里之间相互熟习，从熟悉里得到信任，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安安稳稳世代生活在一个村子里。
我和外婆一起住，姨妈家距我们2分钟的路程，舅舅家约10分钟的路程，哥哥姐姐们也都相距不远。还记得小时候放学了家里没人，妈妈就叫我去姨妈家蹭吃蹭喝，顺便帮着带带我的小侄女，教着她牙牙学语。每逢过年过节家里总来大堆亲戚，妈妈总说快叫叔叔，快叫阿姨我看着一张张陌生的脸，愣愣的喊着。我们的家可以很小，小到只是爸爸妈妈和我，我们的家也可以很大，上至爷爷奶奶下至我的侄子侄女四代同堂。这种伸缩自如以我为中心的结构或许就是在《乡土中国》这本书里提到的最重要的概念差序结构。以血缘为纽带，如同石头投入水中的波纹，一层层波纹，一层层亲疏。群己、人我的界限就在这攀关系讲交情的社会关系中模糊了。
但差序两个字也说明了，这种家庭结构不是混乱的，而是清晰、条理有秩序的。人伦这一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深蒂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虽然中国的家庭的社会圈子可以推得很远，但始终免不了人伦差等的次序。从古代的臣子对皇上的忠诚，到延续至今儿女对父母的尽孝，人伦始终在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传统道德观念。
人治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的治国理论，被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乡土社会是个讲传统的社会。在这里人治高于法治，法律是不起作用的。人治是依靠统治者的权威治理国家的一种形式。但泱泱大国，仅凭借统治者一己之力是不能震慑四方，稳定社会的。礼在稳定社会，维护百姓生活秩序方面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乡土中国的人治就是礼治。礼是百姓世代生活所积累下来的传统思想、传统习俗。由此形成一套默认的社会规范配合人们行为以完成社会任务。礼治延续至今，仍是维持农村稳定的重要基础。小时候经常听妈妈讲什么事该做，什么不该做，做错了就会受到惩罚，于是默默在心里记住这些，避免触犯这些禁忌受到惩罚。乡下里的人以老一辈人传下来的习惯和方式去生活，服从老一辈人留下来的规范和要求。我们年轻的一代都是通过父母的教化主动地服膺于传统的习惯。克己复礼，安稳生活。
说道乡下的教育问题，不得不提文字下乡这一节的内容。我很赞同费孝通的观点说乡下人愚，这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乡下人多是文盲不认识字，因此很多城里人骂乡下人愚笨，愚不可及。但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我们学习文字是为了满足使用文字的需要，但乡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小小的一个村子想要找谁在村头喊一声即可，想要管谁家借个锅碗瓢盆说一声就行，即使要使用文字，需要表达的含义也不多。只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发生阻碍，社会发展不断变动的社会才需要文字来记录含义，用文字交流。抛开文字的问题，现代很多人看不起农村人觉得他们迂腐，固守旧思想旧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还记得一次跟同学谈起我妈妈不会使用手机，竟然被同学嘲笑。乡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新思想新潮流很难进入他们的生活，跟不上时代固守旧观念是很正常的事情，仅凭这样的原因我们就嘲笑他们未免太过刻薄。而且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也是不同的。城里的孩子不会捉蚂蚱，不会下河捕鱼我们又是否能说城里的孩子愚笨呢?我们只是掌握的知识不同罢了。要改变乡土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明白乡土性的思想方式才能更好的推进文字下乡，革除旧观念，让现代思潮进入他们的脑海。
我们家有几亩地，家里吃饭时就上菜地里拔几颗菜，拿几个蛋，照我妈的话说：自己家种的干净又为生，外面的谁知道打没打过药。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导，封闭性，自足性是它的基本特征。鸦片战争后，封建社会转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开始瓦解。但顽固的小农经济瓦解的速度慢且不彻底，仍在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小农经济是中国的根基。农民也离不开泥土。靠农业为生的农民是粘在土地上的，土是命根子。土地是固定的不流动的，以土地为生的人自然也就靠着这一片地一代代生活下去，很少有变态。土地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活的延续，经济的来源，去世后的归宿。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中国人对于土的依恋深刻，不会轻易改变。
后来我们离开了老家，住到了到城市里。但总是能时不时的想起村子里的人聚在一起时那种温暖的画面。城市里生活节奏快，路上行人低头匆匆而过时脑海里总是会怀念起在乡间路上碰见不认识的阿姨时，相互打招呼的笑容。回家看到邻居家紧闭的大门后也会怀念在乡下住小平房放学后挨家挨户串门的场景。甚至在超市里买菜为了斤两数而斤斤计较时更会记起邻里间将收割的蔬菜粮食互相分送的亲密。村子里的生活就是这样，平平淡淡、日复一日，谁也没有想要去改变。
读《乡土中国》有感7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面对这一部学术性巨著，虽费老先生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我们解释了乡土社会的一系列特点，但第一次接触这类读物的我们，过程无疑是艰难的，但在这样艰难且充实的过程中，读完后的我们心中无不豁然开朗。
《乡土中国》在开篇中提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很多城市中的人看不起乡下人，称他们“乡巴佬”“土老帽”，浑身土气，又傻又落后。而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我们眼里的乡下人的土气恰是他们依靠土地生存最好的证明。然而，在一代又一代地耕作中，虽然土地面积在不断扩大，但他们的劳作模式却丝毫没有发生改变。在这里，费老先生还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蒙古的一个小村里，村民的语言完全没有受到蒙古语的'任何影响，而且村子里的姓氏也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就被像这样的村民延续下来，这样一代又一代重复着几近一样的生活，也就形成了“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重复就变成了中国真正的乡土本色。每个人都遵循着上一代的生活模式，打理好自家的几亩薄田，遇到大型工作如秋收农忙时大家就团结协作。
而正是因为这样的熟人的社会”，使每个人对彼此都知根知底，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行为。这样就导致乡下人做事不讲法律，只讲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和传统礼仪，也就形成了礼治秩序。
在这样乡土气息浓厚的熟人社会里，其背后蕴藏着一种庞大的格局——差序格局。
在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中，我们身上被贴有各种各样的标签，我们和所有人的联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再向外不断幅射，其中辐射的主要关系是夫妻，向两方幅射，愈远愈淡，而费老先生用水圈波纹的性质向我们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正是这样水圈波纹似的性质，也造就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网产生的特性——伸缩性极强。这样的关系网既可代表小家庭，例如三口之家，也可代表大家庭，例如四世同堂。而决定这个关系网大小的因素，在于关系网中核心人物的高低。譬如在富有的人家中，以这个富有的人物为核心人物，他越具有群众号召力，关系网就越大；而在以穷人为核心人物的关系网中，就越以人力担保，关系网也就越小。
这样水圆波纹的性质也导致大多数人以自我为中心对人、对事进行评判。例如当中心人物犯了错，离他关系越近的就越容易受到牵连，当然也更易对中心人物进行包庇。当然，还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夫妻之间的感情十分淡薄。在这样的乡土社会中，夫妻之间的感情不是放在第一位的，生育繁衍，壮大门楣，扩大人脉关系网才是首选。
正如我前文中所提到的，想让关系网正常运转，就离不开礼治秩序，在村民中，礼治秩序是合情合理的，而维持礼治的手段，也仅仅在于自己的良心。当时有众多知识分子推行法治，但过程并不顺利。当时中国正处于乡土社会的蜕变过程中，乡土社会延读礼治的习惯过于根深蒂固，而知识分子并不了解乡土社会的特性，仅凭一腔热血就去推行生搬硬套的法律，自然是行不通的。
当然上文仅是我对《乡土中国》这本书感受最深部分的见解。读完这本书我无不惊异于费老先生勇于实践，敢于探索的精神。费老先生对中国基层社会进行深刻剖析，无疑对社会学及全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我们从这本书中，学到的不仅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系列特点，更是费老那敢于探索的精神。我相信，有机会我还会将这本书再精读几次的！
读《乡土中国》有感8
“礼”向来是文质彬彬的内涵,像《镜花缘》所描绘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我们所小就被教导要懂礼、知礼,读《三字经》、《千字文》，要“尊老爱幼”等等。汉代察举制的基础便是“举孝廉”。圣人孔子也曾经说过“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一切的根本。然而凡事多有两面性，礼也不例外。
礼，规范我们的行为，和谐我们的家庭，稳定我们的社会。自古以来，礼是约束自己的手段，古仁人志士强调“克己复礼”，今人强调“传家风、承家训”。孔子曾经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的儒家与法家有很大不同，儒家思想强调，以德治国，反对严刑峻法，以礼服人，而法家思想则推崇酷吏，以法治国。孔子在这句话中就指出，以法治国能使国家稳定，但民众“无耻”，没有羞耻心，只是碍于法律效力，并非主观愿意；而以礼治国，民众“有耻且格”，人们有羞耻心能自我约束。人服礼是主动的，可为人所好，即所谓的“富而有礼”。
然而，作为一个统治了中国千年之久的思想，它一定也存在某些不合时宜的地方。例如古代有杀人祭旗的习惯，又如帝王死后要活人殉葬。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写到一个人物团圆媳妇。她十二岁就被“卖”到男人家做媳妇，她从原先一个生龙活虎的少女，被一群受到愚昧思想禁锢的人们活活残害致死。体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小团圆媳妇本来是健康活泼的，但在这个被封建礼教封闭的小城，婆婆为了让她守规矩，甚至为了让自己舒心，任意打骂她，团圆媳妇在极度恐惧中生了“病”，邻居也带着“好心”帮助她，人们这种杀人无意识，以及杀人的隐蔽性和残酷性让人悲惨和痛心。作者通过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得近乎冷漠，对封建愚昧的国民进行了嘲讽和鞭挞。
鲁迅先生也在他的《二十四孝图》中，批判了封建社会下国人谋人性命，教人自虐的丑恶祸心。“卖身葬父”、“埋儿奉母”、“哭竹生笋”这样的字眼让人感到冷酷无情。孝是应该的，但愚昧、迷茫就是愚蠢的，可悲的，甚至可恨的。郭巨挖窟窿时，他的`儿子还玩着“摇咕咚”，抱在母亲臂膀上，高高兴兴地笑着。读到这，我不禁为这小孩子叹息，焉有如此愚父？
“礼”可以救人，也可能杀人，不仅中国如此，其它国家也存在此类现象。在印度，丈夫的葬礼上妻子要被活活地烧死，这也是“礼”；在缅甸，孩子成年礼时要杀死几个人，这也是“礼”。在诸多事例中，“礼”对人性的禁锢，对生命的漠视显露出来。
由此看来，儒家所推行的礼制并不是完美的，或者说，在后人的传承下变得扭曲，变得野蛮，不合时宜。
综上，对于礼，我们应该理性面对，“仁、义、礼、智、信”要有，但我们不能愚礼，错误地盲从礼，这样就会导致你做出一些荒唐的事，这种礼在现代社会看来是残忍的。因此，礼要达到治，要能适应现代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礼不是唯命是从，不是三叩九拜的繁文缛节，更不是是非不分的愚忠。而是一个人对道德的理解和诠释，一个人对文明追求与展望。
读《乡土中国》有感9
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主要看到两条线索，一是定位中华本土文化，二是看待外来文化。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乡土中国》无疑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既要反对崇洋媚外，又要反对盲目排外，立足本土文化，正确看待外来文化的影响，之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我为本，为我所用”。此书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私人关系的道德、家族、礼制等方面，由表至里，浅至深层层剖析中国乡土社会。
此书的精华所在，及影响我最深的，无疑是一个“土”字。中国社会未完全意义上摆脱自己的乡土性，本人也觉得无需改变，乡土一次或许与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些许有些相悖，但是“乡土”，是我国如此本色。
全书有目录十一，我选下对我影响深刻的内容做出自己的见解，详如下：
一、土的重要性：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中国是农业大国，大河文明的滋养下，中国的农业很早以前便领先于世界。而农业的根基在于土，中国人离不开土，就像孩子离不开母亲的道理一样，正是这片神州大地，孕育着代代炎黄子孙。家立于土之上，国也立于土之上，土为我们所居，是一个大概念的家，由此而生“生于斯，死于斯”中国自古有“落叶归根”一说，人死后，总要把尸骨带回出生地安葬，“一生取给于这块泥土，死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此观念一直影响着我们，当代，四面八方的农民放下锄头，来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谋生，成为农民工，赚的钱不是为了在城市买套房子安居在此，更多的是吧钱寄回老家建房子，就算在城里有什么不测，家人也要千方百计把在外打工的人送回老家。
二、聚而居：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出于农业原因，乡下有大大小小的聚居地，说也奇怪，中国习于聚居，但是孤立和隔阂是明显存在的，大家在同一个村子里，生活在彼此熟悉的环境中，把信任和深度交往局限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放眼到都市中这样的生活圈子由一村缩小到一家，在高楼大厦中，门对门的两户家庭可以说是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再者，中国虽然地大，但是人口都集中在个发达地区，形成人口的过于集中，人就不得不聚而居了，此情况多为都市所有。而美国乡下则很少出现聚居现象，美国人少地多，个人家庭自成单位，独来独往。我想美国等西方国家国民的冒险，个别负责精神也是由此而来的吧。
三、乡下人的“愚”：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土”也成了骂人的名词。乡里人到了城市不会看红路灯和城里人到乡下分辨不出包谷和麦子的道理是一样的，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国家处于各种原因，人为性的'把人们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除了户口上的区别，农民和城市人世无差别的。只是因为硬件软件上的差异导致农村人接受知识的机会比城里人弱，导致他们知识不及人。习惯性地把乡下人称为“文盲”，不能是“愚”的表现，而是乡土社会的本质。乡土社会不用文字，“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上我们称之作Face、to、face、g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群。”于是他们不习惯用“间接地说话—文字”。就算如此理解，乡人还是被戴上愚的帽子。，乡下人和城里人总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前者总充当弱势群体角色，如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责任事故发生后政府“全力调查”后找出相关“责任人员”—8名无牌烧焊的农民工！因为所谓的“愚”，没有足够的维权意识，这八名农民工被“光荣”推上负责人的位置，成为民符其实的代罪羔羊。而相关的工程负责人，那些批准无牌作业的领导班子，责任人在？他们当然是聪明的，把责任推卸地一干二净，但这聪明明显是道德败坏恶心的产物。在孩子身上，这种不公平也是明显存在的，有些城里，政府会建立农民工子女学校，此做法有利也有弊。特意建立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可以方便管理，也有利于孩子的安全问题，这是对待留守儿童问题的较好做法。由于城乡孩子受教育的起点不同，分开学校有利于安排学习进度，但是这人为地分割会使孩子从小形成“我很城里人不同”的思维。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认为乡里孩子“愚”学习能力不如城里孩子，人为地分割在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危害。
四、无讼
“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在中国这个乡土社会里，教化总是取代折狱，打官司在村人眼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除非非不得已，否则都不会对簿公堂。中国传统崇尚“礼制”非“法制”，以礼为先，法制传播受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影响。像在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中，秋菊为“讨个说法”把村长告上市的法院，在村里人看来，秋菊是可鄙的，根本无人理解秋菊的做法，最后秋菊赢得了官司，却输掉了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人情世故文化。中国传统文法与现代法制形成的矛盾，非一日之时可以解决。“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由此可见，要让法制深入人心，并非要盲目照搬国外法律条文，而要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情世故，灵活变通，“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让法律被人们所服膺。
通过对《乡土中国》的阅读，让我了解到中国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好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位置，定位于中国本土趋势，更好地展视未来。
读《乡土中国》有感10
《乡土中国》主要讲述了在解放前那个艰难的年代，作者费孝通本着“行行重行行”的实践理念，充分运用自己在学校，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考察当时在整个中国占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广大农村乡野当中去，为研究中国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实地研究和考察总结了西南片区的农村经济，文化，和生活状况，并运用自己的独到见解和集体智慧对当时的农村生活境况做出了精辟性总结，其中所提出的开创性见解对当代的城市和农村发展建设是有很大的积极影响的，尤其是现在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所要建立的社会注意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作用和宝贵经验。
作者开篇就提高挈领的提出了乡土特色这一大的主题，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尤其是中过农村社会，是具有很大的乡土性的，作者运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先是说乡下人是很土的，但是在后文中确实表达的乡下人土的可爱，土的天真，作者通过分析乡下人土的原因，深刻解析了乡下人土的本质和意义，以及与城里人的区别，从这一点来看，城里人与乡下人应该是平等的。作者后来就依次论述了“文字下乡，”“家族”，“
读《乡土中国》有感11
这段时间一向在看《乡土中国》这本书，能够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学和乡土文化概论相关方面的书，感触颇深。
《乡土中国》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本书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生动全面地展现了乡土中国的面貌。每一章都有很多感触。
下头我想分享一下几处自我感到印象深刻的地方。
这是一个比较比较都市社会和乡土社会的描述。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都市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应对面交流（空间上）和口口相传的经验传承（时间上）决定了其不需要文字的属性；陌生人社会不一样，空间上和时间上无法使经验（作者扩展为文化）在所有人之间传递，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个象征体系引出概念（也就是词），进行经验的累积，这种经验使得我们在陌生人社会中得以更好的生存，文字就产生了。
现代社会的这种浮士德感情观倒是有助于计划生育，哈哈。乡土社会中这种浮士德精神是不容存在的，它追求稳定。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了的，所以是阿波罗式？
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是导致现行道德不一样于西方的主要原因。差序格局的主要特点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私人关系，所以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无法超脱个人产生一个团体性的道德，中国道德是能够伸缩的，要视具体情景而定。所以中国社会道德的私人特点在公私冲突中显得更为明显，作者举了如下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总之，看后给我的感觉是此书写得很宏大，但也让我会对很多植根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道理豁然开朗。
读《乡土中国》有感12
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共有14篇文章构成，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的社会结构、道德体系、礼法、乡村权力的分配、血缘地缘等各方面，各篇之间相互联系递进，费孝通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于当时中国基层社会进行了分析与概述，并由此提出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想法与观点。
读完这本书，我认为作者的核心观点是表达了中国的乡土社会受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是一个追求稳定的、变化漫长的熟人社会。但在这种社会中也在不断孕育出新的概念，权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产生的变化，对于乡土社会的冲击等等，但我们并不能否认，作为中国社会基层的乡土社会仍然是当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部分。无论我们的社会如何发展，都离不开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
该书主要描绘的`是四十年代后期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以及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的一种展望。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进步，中国的基层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对于这本书的学习，不仅仅是透过费孝通先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了解社会学的知识，更加是通过这些文章的阅读，结合现在发展的现状，感悟出新的观点和主张，同时要做到温故而知新。
受到地理环境、文化作用的影响，乡土文化是一种我国独特的文化状态，几千年来文化形态的培养造就了我们独特的国民性和文化性格。至今，我们还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我们并不能否认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至今还在直接影响着我们。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的“乡土社会”也在不断地“打怪升级”，赋予了它一些新的内涵，乡土社会也意识到了思想解放与学习的必要性。经济的发展也不仅仅单纯的依靠土地，现代工业的下乡提升了农民的效率，农产品深加工提升效益，新经济形式的出现和快递产业的发展，拓宽了交易的范围等等，乡土社会保留下来的精华我们仍在继承，同时乡土社会为适应现代新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努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阅读《乡土中国》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当时的基层社会的状况，更加是发觉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探寻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
读《乡土中国》有感13
中国人对土地有着别样的情怀。
乡村居民也好，城市居民也好，都喜欢在光秃秃的土地上种上各类花卉、蔬菜、粮食等一切可以种出来的东西;都喜欢在离开家乡的时候，在行李箱的最下层放上一小包家乡的泥土;都喜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回到最初生养我们的土地。人们又喜欢逃离土地，奔向城市，扎根城市，来获得更加富足的生活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生命册》对这种对故乡对土地的复杂情愫表现地淋漓尽致。从骨子里来看，吴志鹏是一个决绝的乡村逃离者，他被推荐上大学时在心中发誓再不回到无梁村，在他看来是一次成功的逃离;为摆脱乡亲们的各种合理的不合理的请求毅然辞职下海，跟着骆国栋走上一条先当“枪手”，后当“黄马甲”“红马甲”，最终当上双峰公司经理、厚朴堂药业代表的道路，是另一次逃离。
他宣称要割断与无梁村的一切联系，然而，养活他的无梁村人们的质朴与良善，作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背景，时时刻刻提醒着他“背后有人”，他也时时刻刻忘不了放不下自己背后的人们。小说在叙述吴志鹏的个人发展的故事中，穿插着无梁村形形色色人物的经历与命运，而在这些人身上展现出的优秀品质，正是使吴志鹏在商战中守住道德底线不沉沦的镇石。
他不断向前走，同时不断回头，去寻找家乡土地带给他的精神慰藉。我们的祖先在土地上谋生活。在古代，农村是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城市只是较小的较分散的非农业人员的聚居地。而在农村，因为地广人稀以及地形地势交通运输等各种原因，在某一范围内形成或大或小的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社会团体，这些团体中有着独特的文化、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独立的政治生态。
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礼俗社会，这个社会中不同于法律的规矩与道德是极重要的，人与人之间有着自然的熟悉感和信任感。在乡村，大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互帮互助，某一家发生的事往往会迅速被全村人知晓，可以说，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没有秘密的。而现代社会恰恰相反，随着现在的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人们处于一个相对陌生的社会中，这种最自然信任感随着乡村的消失逐渐消亡，人们自然常发出“人心不古，世态炎凉”的感叹。
在中国古代，阶层分化十分严重，教育是贵族化了的，尽管在春秋战国以及两宋时期，有着规模较大的教育下移，但大多数贫穷的乡下人还是读不起书的。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产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又使得受教育的乡下人努力走上仕途，自然搬离乡村。而乡村，久而久之，成为文盲的聚居地，而中国人自古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对于不识字的乡下人，识字的城里人自然认为他们“愚”。
这种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依旧盛行，甚至在现在还能看出一些痕迹。当然，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没有智慧，乡下人“愚不愚”与是不是文盲没有必然的联系，那是知识的问题而不是智力的问题。但是不识字终究不利于新中国的发展，于是，扫盲运动出现了。当年的扫盲运动，书中说的是“文字下乡”，的确是轰轰烈烈。
中国的家族是以血缘维系的。在一个村子中，追根溯源，大多数同姓村民都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而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及微妙的了。在乡土社会中，规矩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去遵守的定式，而维持这种规矩的力量是“礼”和人治。正如许多土改小说表现出的，土改运动初期难以发动和进行，原因之一便是如此了。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自我”与“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儒家的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同时，中国的社会是事业社群，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之间要相敬，女子有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
这些在《白鹿原》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白嘉轩，这位识字不多，一生敬恭桑梓、扶田立穑的家族长，把“仁、义、礼、智、信”完全融合在日常生活中，约束着自己与白鹿原上人们的言行。他亲自发起了原本的宗祠上请了教书先生让原本上的农家子弟接受了可以成为一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启蒙教育，这在以农耕生活为主的农村可谓是一种前瞻性的举动，同时，他请白鹿原的精神领袖朱先生为同族定制了《乡约》，这《乡约》关于到乡民的教化、言行、思想、也更加突出了白鹿原上的德行与教化。
他一手策划了交农事件，使他真正从以封建的伦理道德对于同族的影响转化到关心同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上来，为社会带来一股民主之风。他公开进行对对田小娥和白孝文的惩罚，对于田小娥，只是他进行“程序”化的行为，他人为田小娥的行为是对族长所领导的正统道德的挑战，是对整个社会风化的挑战;他对白孝文的惩罚，是真心实意的，认为儿子的行为极大伤害了他的人生准则，是他无法接受的。
他定制《乡约》，组织交农运动，惩罚白孝文、田小娥，援救黑娃等行为，践行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乡土社会的群体性特点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而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别阻碍着共同生活着的人们之间的`互相了解。男女有别，这在中国的社会上是一种主流思想，男女在社会生活中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这就决定了女性的弱势地位。
依然以《白鹿原》中的田小娥为例，她的悲惨命运，来自男性、男权社会以及传统封建礼教共同带给女人的压迫。“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载本县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洁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不仅令我惊讶，更意识到贞洁的崇高和沉重。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读过程中头晕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悖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
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进步，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一代中国人的思想在逐渐转变，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乡村，走向城市;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偏远城镇，走向富裕繁华的东南沿海城市，血缘与地缘的关系在逐渐变淡。现代的中国，依旧是含着独特乡土气息的国家。礼仪、道德、亲眷、血缘等等，都是流淌在中国人血管中的独特精神文化血脉，对于这些思想，自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不断促进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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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
阅读完这本书，说实话，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懵。各种新的学术名词如潮水般涌来，没有太多的乡土经历，也没有情感共鸣，只能硬着头皮看。
才开始的进度是十分缓慢的，基本上一个小时磨一到两页都是常态，搜索生僻名词，进行简化备注，理解和比对，最后一章看完了，还要合起来梳理一遍。每一篇，都是精彩的阅读理解，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费老先生的呕心沥血，“锱铢必较”。
首先，什么是“乡土中国”？我的理解是——民以食为天。不管是历史的`延续，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的传承，还是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孕育出的多样性生命，都绵延流淌着中华儿女对这片黄土地的热爱与眷念，或是那“剪不断”的乡愁……简单来说，我想，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当一棵大树即将枯萎，一颗新的种子又会破土而生，而那洗尽铅华的大树便也会“返璞归真”。就像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用一个小小的村庄来讲述一段灿烂恢宏的历史，这都离不开他对拉美故土炽热的深沉的爱。
生于何地，心总在何处。根在人心里早早埋下了魂，人回归的是心，浮心无处寻，但总会有归地。
“一次去，一场沧桑，失乡的人是不该去拾乡的，如果你心里还有情，眼底尚有泪，那么故乡不会只是地理书上的一个名词。”三毛虽然看似漂泊在大漠，但她的内心却比谁都要安定。
动物的意识中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它们只生活在现在。而人生活在一个延续的历史中，不仅是个人的延续，也是代与代之间的延续，乡土之情，正是人类的伟大之处。
土地给了我们太多，而现在，它想归根了。沧海桑田，高楼大厦，“钢筋城市”中，劳动号子消失殆尽，泥土的清香逐渐远去，农耕情怀被戳破了一道口子……而土地，睡进了厚厚的混凝土里，冰冷县城没有了呼吸，“乡土”成了爷爷奶奶的梦境，变成了孩子们的想象。
“花开彼岸本无岸，魂落忘川犹在川，醉里不知烟波浩，梦中依稀灯火寒。”我们依旧生活在这片土地，只要根在，情就会在。若这世上再没乡土，但我们还在，我们的记忆还在，我们可以歌颂，我们可以传承，我们可以让这乡土绵延不绝。我想，土地会笑的吧。
“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
读《乡土中国》有感15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个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著名的“差序格局”等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和论证的，《乡土中国》是社区研究的一部比较成熟的著作，代表了费孝通先生早期社会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本文主要介绍这本书的背景，笔者个人认为是主要的章节的内容，对当下社会的意义以及笔者一些浅薄的见解。
费孝通先生在《重刊序言》已经交代了此书的写作经过，这是他在四十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大所教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他认为和青年学生的接触过程中应该探索一些有意义的课题来打开那些还没有人探究过的知识领域，而不是借用现成的教材来照本宣科，于是便有了这些一面探索一面讲授的讲义，其中的概念和观点也没有经过琢磨，都是具有讨论性的，“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主要是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
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是最年轻的一门，更不用说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而本书所处的历史背景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1947年），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抗日战争并且正在经历着解放战争，费孝通先生在如此艰难的社会环境下还能专注于这样“冷门的”学科研究，亲自到广西瑶山，云南多地农村实地考察调研，在桂期间前妻不幸溺亡，可以说是经历了重重困难，暂且不说其研究成果如何，这样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着实让我等后生敬佩！
在第一节《乡土本色》中，费老在开头就明确指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国自古便是以农耕为经济基础，加之我国人口基数大，绝大多数人口是依靠农业营生的。作者认为我们想要研究中国的社会，不妨把注意力先集中在那些务农的乡下人，人说乡下人有些“土气”，当然这个土气并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反倒是准确地概括了他们离不开泥土，依靠种地谋生的事实，同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大旱兵乱等灾难性因素所带来的人口迁移的状态。费老也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人口不断增加，原有的土地容纳的人数达到饱和后，过剩的人不得不向外开辟新的土地，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老树和种子一样。
这里我有一个切身的事例，在我读高二的时候，曾听大人们提起过，我母亲的祖上是广西人，由于饥荒和战乱，祖上携着妻儿逃难，徒步跋山涉水，找到了一处和家乡的环境相似的地方（云南师宗县五龙乡）并定居了下来，确切算来，到母亲这辈是第三代。20xx年，广西那边的后人根据祖上的书信，族谱和口头相传的话，找到了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我曾见过他们相认后的合影，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长相，照片的背景是一条河和连绵的青山，就像外婆家的自然环境一样，我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世背后居然还有这段奇妙的故事，读到费老所提到的“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想，或许费老当年所说的“大树”和“种子”，便包括我母亲的族人。
交代完农业人口时代定居在一片土地上，其状态是基本稳固的事实后，作者进一步指出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是由小农经营、水利合作、安全保卫、继承产业四个原因导致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但是村落间是孤立、隔膜的，正如一开始所说的人们世代定居在某一片土地上，人口流动性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就必然疏少，这样的生活是具有地方性的，在这种限制下，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人们的.关系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熟人社会，在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的自由，不是法律所保障的那种自由，规矩是习俗和礼节，是传统的、世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在第四章，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就像是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举个例子，一个人如果有钱有势，他的关系圈可以大得像一个小国，在乡下，一个人的圈子可能就仅仅局限于小家庭里，所以中国人对于世态炎凉特别有感触，因为这是一个可以伸缩的格局，在这样的人情社会里，我们就注重攀关系，讲交情，大家都以“己”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波一样越推越薄。
儒家讲究人伦，这个伦就是由己推及到别人所发生的一圈圈波纹的差序，也就是我们传统的社会里最基本的概念，接着在第五章《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具体指出，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建成的网络，这网络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所有的价值标准自然也就没法超脱于人伦道德的差序而存在了，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道德和法律是可以伸缩的，因为你的站立基础是人伦道德，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能发生作用，要在问清事情是什么，对象是谁，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
在《礼治秩序》和《无讼》两个章节里，费老依旧对法律在中国实行存在的阻碍进行了探讨：乡土社会的秩序由规矩、习俗来维持，上文也已经提及这个“规矩”。约定俗成的准则，前人留下来的经验成为了后人行事的参照标准，这样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维持礼的规范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准则，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社会关系的中心，每个人的立场与角度不同且在时空的变换下会发生变化，而现行的法采用的是个人平等主义的，这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于是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很难运行下去，它所带来的副作用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单靠制定法律条文和设立法庭是很难建立起法治秩序的，更应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方面进行改革，否则单把法律推行下去，不仅得不到法治秩序的效果，反倒破坏了礼治秩序而引起弊病的先发生。
这些论述对于今天的法治建设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建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从1997年“依法治国”的基本战略第一次提出到今天已有二十年之久，法律是越来越完善了，可是人民对于法律的了解又有多少？人民的法律意识有没有随着法制的健全而有所提高？法治中国不仅仅只是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法律所要保障的、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个主体，换句话说，要让人民知法懂法，普法任务不容忽视，中国的法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在《文字下乡》这章里，费老指出，之所以乡村人“愚笨”，不识字，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触文字的条件和环境，并且在他们的生活里，语言已经足够表达意思，甚至有的时候，语言都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面对面、特定的符号或者表情肢体语言等就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根本不需要文字，站在对方的立场设身处地地讨论其可能性。这个论述让我耳目一新，因为在以往的认知里，我认为乡下人文盲多仅仅是因为经济水平低，没有条件接收教育，所以人们受教育程度不高。分析这类问题，我只会简单地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简单笼统的结论来解释，这个章节不仅让我认识到了农村教育水平不高的具体原因，更改变了我以往的认知态度，即从事情多个角度具体分析，切忌笼统，一概而论之。当然，这个论述对我国普及义务教育也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想要提高全民教育水平，要设身处地地考虑被教育者的实际情况，改变农村孤立膈膜的状态，加大其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流，营造出需要教育的环境，而不仅仅只是把教育带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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