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下体制化下的成才规律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中国青年报5月3日）

 

 

 

    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不过是大学功利化的另一种解读。此前，关于大学功利化，我们把更多的问题，指向了学校领导、教师，却忽视了另一个庞大的群体——学生，他们在功利化的氛围中成长，完全可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作为像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应该将培养社会精英作为目标。但对于何为社会精英，存在严重的误读。在我国社会和教育体系中，精英被认为是拥有更大权力、更高社会地位，掌握更多资源的人士。这种精英观，必然造成急功近利，学校领导与教师以此作为行动指南，也自然会引导学生追逐名利、地位，而忘记自身的社会责任、使命。

 

 

 

    而在美国，对于精英，有三个基本的定义：杰出的能力、社会责任、平民情怀。也就是说，社会和学校不是用一个学生今后能当多大官、拥有多少财富来评价其是否是精英，而会关注其是否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有深厚的平民情怀，那些高高在上、炫富者，往往会被公众鄙视。

 

 

 

    要培养这样的精英，首先需要的是公民教育。因为只有公民教育，才能让每个受教育者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应该遵守的法律、道德规范，以及拥有的公民权利。也才能让每个受教育者有平等的.意识，而不是期望自己成为“人上人”。——在我国的教育中，至今还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教诲，这本就是反公民教育的。不少学生在现实的教育中，对特权、腐败不满，可是，他们却一心希望今后自己也有“媳妇熬成婆”的那一天，拥有特权，可想而知，当他们一旦拥有权力之后，将会怎样对待权力。

 

 

 

    这当然不是大学就能完成的任务。可以说，我国的教育，从幼儿园起，就一直在用物质、等级，引导学生“进步”，而极少关注学生的个性、人格发展。比如，老师要求学生回答标准答案，学生明明不赞同，可却为了高分，不得不接受，久而久之，学生还会关心是与非吗？更可能的是，他们会放弃基本的原则，按照这套规则行事，以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还有一种教育倾向是，教育者已经不愿意学生谈自己的理想，而希望他们“物质化”、“利益化”。因为越是“物质化”、“利益化”，老师对这样的学生越好管理，也越容易“出成绩”，对于那些不愿意“物质化”、“利益化”的学生，学校和老师会认为其是“另类”，很难管理。

 

 

 

    不仅学校教育如此，机关事业单位招聘人才，不也是采取这种方式吗？如果一名博士生，去应聘大学教师，对招聘官称自己应聘大学，是为了实现教育理想和学术理想，其结果可能很不妙，反之，其拿出一大堆论文，表明自己是写论文的高手，就可能得到青睐。在目前的体制中，谁“体制化”得彻底，就会成为红人。这已经不是个体的选择，而成为一种基本的“成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