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堂记忆读书笔记
景军先生的《神堂记忆》主要涉及了人的受难和对灾难的处理的两个方面上的内容。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神堂记忆读书笔记，欢迎查看。
篇一：神堂记忆读书笔记
今天把《神堂记忆》看完了，有很多的概念都没能搞清楚，可是短时间内又不能再重复的看一遍。最主要是文中有很多的引用知识，而自己对这方面的知识还相当匮乏，所以把一些困惑的知识点先弄下来吧。
1、亲属的社会距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忠诚和经济互惠的原则，需要基于亲属纽带。
2、哈布瓦赫指出所有对个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层、民族认同所留下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烙印。每个家庭在稳定的社区生活中都有隐秘的记忆，只能对家庭成员揭示。但这种家庭记忆并不只是个人记忆的简单组合，而是家庭组织对个人意识的重构。
3、官方记忆的一个特点是制造敏感历史问题的记忆盲区。另一个特点是有选择地培养公众对某一些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认知，以至于一系列被过滤或矫正的记忆被公众视为常识性知识。
4、一个民族特有的记忆在受到外部世界刺激之际会升华为强化族群意识的极大动力，最终竖立起来一面抗衡外族势力的战旗。
5、某些所谓的学术规定或词语限定无非是针对社会记忆施加监控的伪装。
6、同代人的文化性情是由他们对某一独特历史时间中事件的体验塑造，而这些事件又是在他们生与死的时间框架之内。
7、水坝或水库不但夺去移民的生存根基，而且摧毁移民的伦理道德坐标，将支撑深切情感认同的历史基石化为乌有。
8、这些痛苦事件的核心大概是劳伦斯朗格所说的”不应有的内疚感。“换句话说，孔家人，特别老人们，以为他们也许可以采取措施避免损失那么多的坟墓，因而心理上负担很重。但这种想法是在事后形成，而不是在当时的情境下产生。当时是一个不可控的过去。
9、修谱的潜在功能在于创造原来根本不存在的继嗣群体或巩固原来人际关系极为松散的宗族组织。
10、国家主动介入到崇拜活动之中，通过扶持或打击围绕某些神邸或历史人物的崇拜活动，完成对地方信仰组织的控制。
11、渴望与国家合作的地方精英之所以积极配合国家对崇拜活动的规范，主要原因在于读书人、大地主或富商希望成为连接国家与民间的士绅。
12、孔迈隆针对倘若不再有财产或账目意义，那么族谱还有什么意义？他提出一个维系”亲属关系的固定世系模式。“宗族组织的统一性取决于人们在仪式意义上对大宗户的认同，而大宗户则代表着某一共同祖先的一系列子孙血脉。
在整理完全书之后，有了一个大概的逻辑框架。首先将书中的主要研究提了出来，就是第一个主题涉及人类的苦难，包括个人经历的苦痛以及记忆，和社区遭受的挫败以及记忆。第二个主题涉及人们对苦难经历的处理，以及在政治迫害、经济萧条、文化传承不断受阻之后的乡土重建。其次便是在围绕着这两点的过程中论述了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如何相统一的过程中，集体记忆的形成，以及集体记忆的创造性形成。总体而言，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悲伤和无奈，以及为自己的无奈与悲伤寻找出路的移民。而这样的研究如果不仅拘泥于作者的研究里，便会发现这样的苦难与无助几乎存在于当下所有从解放前走来的农村。
篇二：神堂记忆读书笔记
景军先生的《神堂记忆》似乎很难寻找到明确的主题。粗看目录是围绕着“记忆”，作者写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从社会记忆到象征记忆，最后归结为“寻找记忆在陇中”。而在文本的叙述中，又是以村庄的历史事实和民众的口述为主线，而非以学术化的观点、理论为主线。这些都使本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研究风格而异于国内的类似著作。若是说相似的书，孔飞力的《叫魂》在写法上可与之比对。作者用他的田野调查，论证了许多社会学中的观点，也辩证了一些观点。
通过选取孔庙这个极具历史文化意涵的存在作为研究对象，作者得以切入一个贯穿中国历史文化体系的主线，围绕这根主线便自然延伸出很多研究内容。而他又巧妙地将研究放在远离儒教中心——曲阜——的甘肃永靖县，使他的研究又具有了文化冲突的维度。那里传统的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最终以汉回之间的杀戮展现了冲突的激烈程度。大川村，这个远离了儒家祖庭的小村庄，也必然远离历代政权——包括封建政权和共产党政权——的庇佑，而在历史大潮中被冲击，被伤害，直至被遗忘。因而，这样的研究对象是极富代表性的，一座孔庙的兴衰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也折射出整个社会文化、历史的嬗变，反映了当时当地人们的心理状态，这就让景军的这本书具备了丰富的学术营养。
现在许多人关注乡村建设，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乡村和文化传统的衰败。世界越来越大同，传统的社会、文化、礼俗被抛弃，而接受的是另一套道德逻辑。在大时代面前，我们都是小人物，无法左右历史的进程，只能被时代所裹挟。时代的发展必然意味着改变，而对传统的坚守则需要有人对这种改变免疫、拒绝。但谁也不能命令别人不许拥抱改变，改变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哪些对乡土社会的消失痛心疾首的人都不可能打包票说他们愿意放弃现有的一切而去过他们书中文中那种“田园牧歌”似的传统生活。但是我们仍在坚持对于祖先的尊崇，希望这种尊崇能延续记忆给我们的后人，也希望这种坚持和尊崇能唤醒大众对传统的关注。种种绵薄的努力应该被我们铭记。
篇三：神堂记忆读书笔记
在《神堂记忆》中，人类学家景军借助大川村民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重建了与主流“历史”不尽相同的“社会记忆”，描述了个人的遭遇、社区的挫败、对灾难的处理以及在经济萧条、文化中断之后的复苏。
“历史”之外的记忆
十年之前，我从兰州前往黄河上游的炳灵寺石窟，沿着盘山路，自行车骑到永靖县的刘家峡码头。在这里，我要搭乘快艇横渡著名的刘家峡水库，才能溯黄河而上，来到炳灵寺石窟。第一次见到刘家峡水库的我，被这万顷碧波感动，盛夏时节，身在西北高原，却有环湖碧绿满山。快艇激起的水花，带来沁心凉意，催走了适才傲人的暑气。在这湖地洞天中破浪二十多分钟，尚未涤尽千尺湖水，亲水岸边的炳灵寺码头已在眼前，码头背后就是石窟庄严。
后来者看到的只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奇迹，而一切过往，以及万顷碧波之下的记忆，或许只有黄河岸边伫立了15个世纪多的大佛才一一记得。20年前，人类学家景军来到了刘家峡下游不远盐锅峡的大川村，从村里定居的孔家人那里，他发现了已在水面之下曾经的大川村，以及宽阔、舒缓河面边缘一片废墟中的孔庙。通过孔家人对1960年代以来各种往事的回忆，重建了水下村落与重建大川之间的脉络，一座消失的孔庙渐渐从水边慢慢浮现。在英文版、网络流传中译版相继流行十多年后，这段往事终于以中文版———《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虽然姗姗来迟，但景军在书中，批判性采用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弟子兼同事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还是会给初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研究在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的环境中，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所有对个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影响”。作为涂尔干的学术继承人之一，哈布瓦赫承认“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的同时，指出“个体记忆”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属性，正是这种多元叙事的存在，赋予了个体具体的行为实践。因此，在此项研究中，景军借助大川村民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重建了与主流“历史”不尽相同的“社会记忆”。
虽然在厚度上让人稍有迟疑，但书中涉入的深度足以令读者打消疑虑。通过书中涉及的两个主题，“第一个涉及了人类的受难，包括个人的遭遇和社区的挫败;第二个涉及到对灾难的处理，以及在……经济萧条、文化中断之后的复苏”，大川居民的文化实践在人类学家笔下渐渐露出水面。
黄河边的村庄
甘肃兰州西南的永靖县境内，“黄河从青藏高原上奔涌而下，切出了一个S形的峡谷，大川村就位于峡谷的中部。”中国西北地区，河道在黄土梁峁沟壑区下切所形成的河谷地带，不但孕育了该地区历史上独特的河谷农业文化，也在这些落差巨大的狭窄山谷间蕴藏了巨大的水能资源。汇聚了洮河、夏河之水的黄河需要通过永靖县相隔不远的“刘家峡、盐锅峡及八盘峡，才能继续流向下游，这三个相当狭窄的高山峡谷被视为建造一组阶梯形水电站的理想位置”。1958年开工的盐锅峡，在三年后竣工，“大川村的孔家人不会忘记三十多年前村毁庄散、天崩地裂的那个冬天。那是1960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在大跃进中，政府雄心勃勃地要上马一项水利工程，宣布在秋后他们要从家乡迁走，为一座水电站和水库让路”———本书的开头写道。
在官方叙事的版本中，正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小学课文《参观刘家峡水电站》里的描写：“碧绿的湖水映着蓝天白云，更显得清澈。……湖水从大坝的进水口直冲下来，流入电机房底部，推动水轮机。水轮机不断运转，发电机就产生了强大的电流。电流通过高压输电线，输送各地去。”个体被一种更大的叙事淹没，这种无始无终的静态画面，遮蔽了宛在水中央的大川。的确，如课文中色彩鲜明的画面中，“电机房里灯火辉煌，五台绿色的大型发电机组，整齐地排列着。……甘肃、青海、陕西等省区广大城乡用的电，都是从这儿输送去的。”由技术成就组成的现代性，构成了一种积极进步的涂尔干式的“集体记忆”，而消失的个体则“失去”了自己表述另一种记忆的机会。
幸运的是，通过人们口述记忆的还原，作者将我们引入了另一组历史叙述的路径。由于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盛行，“不少大川人认定……黄河在一年内被截留也是在搞浮夸”，而国XX时期水电专家的失败，也加剧了人们的这种想象，以至于“尽管盐锅峡大坝即将竣工的消息不断传来，离开大川的人数仍然很少”。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集体公社化”的背景之下，人们误解了与水库移民补偿有关的“财产调查”，“当地居民怀疑财产登记的真实目的是要将所剩财产充公大集体”，以至于“不少村民故意掩盖自家财产的真实价值”。当随着大坝最终出现在人们眼中时，一切为时已晚，“一批数目不详的大川人留在村内，一直到大坝下闸蓄水”，直到洪水真的冲入了街道，此时才匆匆逃散的人们发现自己遭受了双重打击。正是这个显得有些“超现实主义”的故事，揭示了个体记忆中更为多元的主题。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初衷，出于对库区移民的真实关怀，却因为某个特殊时代中独特的价值标准，共同演绎了一幕令人感慨的荒诞剧。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集体记忆之外的个体记忆，景军得以渐渐重建当地社会的自身的历史，这种历史在此之前从未被官方文献记录，游离于“灯火辉煌的电机房”之外。
拆而复建的孔庙
随着库区蓄水一同消失的，还有大川最著名的孔庙，虽然并未被上升的水位淹没，但随着地下水位上升，松动的地基威胁到已经濒临岸边的孔庙。在临夏地区，大川的孔庙始终是当地穆斯林海洋中独特的`岛屿，在上个世纪之初，大川孔姓人从曲阜总庙续上的族谱，更加强了他们对自身文化特征的认同。虽然在60—70年代著名的运动中尚未消失，但在该运动进行到如火如荼之时，孔庙剩下的部分也全部拆除。
当80年代来临，当地人终于有机会重建孔庙时，作者转入第二个主题“经济萧条、文化中断之后的复苏”当中。作为“进步”的大坝的对立面，这一古老建筑的重建在勾起人们对过往历史的回忆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人们对当下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关系重新调整的参照物。1984年，“联合祭祖活动才在一个三间房的木匠作坊里恢复”，而这一活动的负责人则是大川村当时最高的行政领导。对于那些曾经代表官方力量对“乡里乡亲”在过去的不幸负有责任的行政人员来说，“祖先崇拜属于一个可以打造集体认同的难得机会，集体祭祖为村干部提供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
然而，集体化时代的终结很快就通过孔庙祭祖活动的微妙变化，体现在大川村的社会层面。不到一年，村干部不得不“将组织祭祖活动的象征性权力交给一伙颇有传统文史知识的老人”。同时，旧时代干部把持的行政位置也被一群更年轻的成员取代，这群多半在“部队、技校、建筑工地或其他大川以外工作岗位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利用在外面工作时建立的各类关系”推动了村落领导层的更新换代，而证明他们比前辈更有能力的，恰好就是在“大川要求水库移民补偿”、争取自身权益的努力上。在大川新的村落领袖以及其他村落成员的努力下，“1985年到1987年间，国家允许永靖县以移民的名义从刘家峡水电站以及盐锅峡水电站的收益中提取1000万元。这笔款项被用在当地的30个扶贫项目中，目的是改善灌溉设施或减轻土壤侵蚀。”
其中的有趣之处在于，大坝的最初出现宣告了孔庙的终结与集体主义官方的出现，而80年代新出现的社会趋势促成大川孔庙重建的同时，反过来，又通过唤起库区民众对自身权益的追索，重新调整了地方社会的权力秩序。换句话说，孔庙的沉浮，以象征的形式推动着大川社会力量的互动与更替。
缺失的记忆碎片
最全书的后半部分，作者将笔触着墨于大川孔氏的“族谱记忆”，虽然这和全书的“记忆”研究序列保持一致，但这段对晚近族谱内容的叙述似乎过多关注仪式的制度化内容本身，反而失去了对利用这些制度化仪式实现自身利益之人的讨论。
而且，如桑格瑞在1998年《亚洲研究学刊》中的书评所言，本书作者“指出：1905年族谱和1991年仪式书的编纂者都是想形成历史感，……这些编者通过把不利于祖先名声的一些史实进行删除、回避以及改动，制造出一个神话，说他们孔家的共同始祖不仅是个爱国者，而且是捍卫国家尊严的民族英雄”——— 遗憾的是，很可能缺乏（族谱）文献训练的作者，将族谱功能的认识，完全等同于人们对当下合法性的证明。事实上，如果能透过当代编修者的视角来审视这本带有历史堆积层的文献，或许能进一步揭示1949年以来，大川社区围绕水库、孔庙所延伸出的社会分层、代际关系、政治认同，是如何深深烙进了当地人群的社会结构的——— 每一个社区成员被写入孔氏族谱的同时，也带上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烙印。
不管怎样，本书后半部的瑕疵并不能掩盖全书的睿智之处。通过对黄河上游一个库区移民村落中个体记忆的重建，景军先生帮助我们以及当地人们，揭示了半个世纪以来，淹没在碧波万顷集体记忆之下，时代变迁面前所经历的“个人的遭遇和社区的挫败”，同时又细腻地展现了当地社区在“经济萧条、文化中断之后的复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借助人类学的眼光，所发现的真实的文化实践，同样适用于对今日中国社会变迁历程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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