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北大招办主任秦春华哈佛演讲
大家下午好!我是秦春华。非常荣幸出席今天的“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和各位分享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些观点，同时，我也希望有机会和你们进行富有启发意义的讨论，坦诚交换彼此的看法。
教育的意义在于给予学生面对变化的勇气
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和历史上的某些情形类似，有时候人们也许能够感知到这种变化，但更多的时候，除了极少数智者之外，绝大部分身处其中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不能准确地预测到，明天会发生什么?也许一切如常，但也许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谁知道呢?据我所知，经济学家和算命先生是最喜欢对未来进行预测的人，但遗憾的是，他们的预测往往和天气预报一样不准确。
面对生活中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教育也许是唯一的救赎之道。如果孩子们能够接受好的教育，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学会更深刻理解社会和世界，更深刻地理解他人和自身，消除彼此的偏见，克服自己的局限，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无论未来面对的是何种变化，他们都不会感到恐惧和慌张，自信乐观，勇敢前行。
我们能够提供满足这种需求的教育吗?今天，全球的教育机构都在思考：我们要让学生学习什么?如何学习才能效果最好?教育理论层出不穷，教育技术日新月异，但面对真实教育世界里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非但没有形成共识，有时分歧还相当大。的确，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知识，学生按部就班地上学、放学，取得一个又一个学历证书，做到了这些，我们就算完成了教育的使命了吗?在学生所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中，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哪些甚至产生了反教育的效果?我们发明了数不清的教育术语、标语和口号，除了把它们印在纸上和墙上，又有多少印在了学生的心中，并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想透，有些甚至根本就从未想过。
实际上，当下的教育活动存在着相当大的浪费现象。有限的教育资源并没有被完全投入到那些能够真正启迪学生心智，对他们的成长产生实际效果的活动上——无论这些效果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为了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我们需要更集中的力量和更有效的资源配置。
大学招生，卓越与公平一定对立吗?
也许更大的挑战在于，面对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顶尖大学如何在不断提升教育质量的同时，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机会，从而实现卓越与公平的'平衡?
在担任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期间，我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研究探索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如何不完全依赖高考分数，而根据北大人才培养的特点和需求去选拔适合的优秀学生。因为我觉得，让一个经济学博士按照百分数的排序去录取学生，是对教育的嘲弄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一个小学生就可以完成这项几乎不需要任何智力活动的工作了。至少我也应该设计出一个看起来复杂无比的数学模型。我必须干点更有挑战性的事。
很快我就有点后悔了。这件事的挑战性真的有点大。当这样做的时候，我遭到了激烈的批评。最具普遍性和号召力的观点是，只有看得见的分数才是确保公平公正的唯一手段。由此衍生出的两个批评是：只有在真刀真枪的考场上，农村孩子才能和城市孩子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如果大学录取的标准是弹钢琴跳芭蕾等所谓的综合素质，农村孩子怎么可能竞争过城市孩子?他们连钢琴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如果不按照看得见的分数录取，顶尖大学将很快成为权贵子弟的“俱乐部”。
这些观点说明，我们对大学招生的认识，还没有脱离1000年前古人对科举制选人做官的理解，我们还没有从为国家、社会和人类培养能够产生推动作用的人的高度来认识现代教育。
在大学招生问题上，卓越与公平一定是对立的吗?让我们想像这样一个社会：人们被分成数量差不多的两部分，一部分住在100层的摩天大楼里，另一部分住在只有3层的低矮建筑里。摩天大楼里的一层和100层距离很大，但由于配置了高速电梯，人们可以很方便地自由流动;低矮建筑里一层和三层没有什么差别。假如要你投票，你愿意住在哪里?
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这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你对公平到底作何理解。看得见的分数一定是公平的吗?那只是人们的一种幻想，而且只有在极其严苛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人们只看到了分数的结果，却没有看到分数的生成。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和30多年前恢复高考时相比，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时，几乎所有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相差无几，今天，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平等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那些富裕的家庭可以雇佣更有经验的教师，为孩子提供更富针对性的训练。所谓看得见的公平的分数，从生成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被深深打上了不平等的烙印。
摧毁孩子创造力的"苦"，吃了会"中毒"
有一种观点似乎很流行：只有考死记硬背的知识点，农村孩子才会有机会，因为和城市孩子相比，他们更能吃苦。这种观点很容易煽起人们在道德上的共鸣，却没有什么说服力。不要以为进了大学就万事大吉。这只是学生脱离父母，独立走上社会的第一步。为了实现未来的目标而牺牲当下在很多时候是必要的，但在教育上，有些牺牲永远无法弥补。我们应当抛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教育观念——有些苦是吃不得的，特别是那些可能摧毁孩子好奇心与创造力的苦，吃了就会中毒，终身无药可救。况且，人之所以上大学，是为了发现自我，追求社会的平等与进步，成为“人上人”，把别人踩在脚下这种事，还是少想少做些为妙吧。
谁说大学招生只能选拔会谈钢琴和跳芭蕾的学生?对大学招生如此简单化的理解是对大学使命和招生人员智慧与德行的侮辱。现代教育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系统，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日益多元和丰富，为什么不能根据每个人所生存的环境和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考察呢?每一所伟大的大学都有伟大的使命，这样的使命必然折射到招生上。伟大的大学要培养引领未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领袖人才，必须要求他们具有对社会深刻的洞察力，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敬畏和热爱生命。这些品质，并不依赖于你出身于哪个家庭，也不取决于你在上大学之前掌握了哪些令人炫目的技能。
的确，每个人的出身无法选择，但使命与生俱来。面对不同的分数，大学招生机构要区别：你的成绩不高，是因为本身缺乏资质，还是没有学习的机会。如果是前者，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挤进顶尖大学——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高等教育，勉强接受反而害了自己。我们不能用一部分个体不合理的改善来论证整体的公平性;如果是后者，大学就要尽可能为你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因为你一旦得到了与资质相匹配的教育资源，就像鱼儿游入大海一样，前途将不可限量。
大学招生的使命与责任
其实，困扰今天社会和教育的，并不在于我们能够选拔出多少天资聪颖的学生，并教会他们更多的知识和能力，而是在于，那些从顶尖大学里走出的能力非凡的毕业生——能够进入顶尖大学本身就是对他们能力的肯定——当他们手握大权，掌握丰富的资源，能够影响社会的时候，却往往做出令人发指的愚蠢之事，非但没有推动社会的进步，反而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越是能力非凡的人，产生的危害越大。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许多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反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因此，顶尖大学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确保从你这里走出的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不是带来危害?
这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意味着，招生机构并不是为哪一个个人负责，它要为大学的使命负责，更要为国家和社会负责。否则，仅仅把一定数量的学生按照分数高低录取进大学，这只是完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却是彻头彻尾的不负责任。归根到底，顶尖大学要把那些具有非凡潜质的学生选拔出来——无论这些学生出身何种家庭——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引领未来的人。你可以批评我过于理想化，但大学的确需要把负责任的人放在招生的位置上。大学是社会的良心。它只能净化，它必须净化。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未来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实现综合评价，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但社会对此观望情绪浓厚，总是担心一个不完全依赖于看得见的分数的招生录取制度会引发大面积的腐败和不公平。
对此，我的主要观点有三个：第一、看得见的分数不一定保得了公平;第二、包括分数在内的综合评价不一定保不了公平;第三、一个不完全依赖于看得见的分数的招生录取制度不一定会引发大面积的腐败。
实际上，是否会产生招生腐败完全取决于大学希望成为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是一所具有使命感的伟大的大学，还是一所蝇营狗苟的野鸡大学?以及，不把招生录取决策权放在一个人身上，严厉的惩罚机制，等等。教育界、知识界和新闻界有责任把这个问题阐释清楚，从而发起一场21世纪的人才选拔的思想启蒙运动。
2000多年前，当整个社会以出身门第选拔人的时候，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鲜明地提出了“唯才是举”四个字，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的名字叫曹操;2000多年后，一个美国人说，“对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来说，进入哈佛改变了我。而现在，当我知道自己有机会能让哈佛对有才华的人敞开大门——不管性别、种族、经济状况——这是一件让人振奋而有成就感的事情。”这个人叫威廉·菲兹西蒙斯(William Fitzsimmons)，他重新定义了哈佛。
今天，就在这一刻，就在这里，请允许我向这位在大学招生界奉献了四十多年春秋的大师致敬，并以这种敬意结束今天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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