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语录
王安忆,中国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之一。获得第五届 茅盾文学奖 、 第一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 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本文将介绍王安忆语录。
王安忆语录:
1. 一次次恋爱说是过去,其实都留在了脸上。人是怎么老的?就是这么老的!胭脂粉都是白搭,描画的恰是沧桑,是风尘中的美,每一笔都是欲盖弥彰。——王安忆《长恨歌》
2. 屋顶上放飞的鸽子,其实放的都是闺阁的心,飞得高高的,看那花窗帘的窗,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样子,还是高处不胜寒的样子。——王安忆《长恨歌》
3. 一次次恋爱说是过去,其实都留在了脸上。人是怎么老的?就是这么老的!胭脂粉都是白搭,描画的恰是沧桑,是风尘中的美,每一笔都是欲盖弥彰。
4. 她扮错了角色。起首一句错了,全篇都错。信心是错,希望也是错的。
5. 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来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
6. 因为这个见面是那么重要,叫人觉得有着遥远的距离,总也走不近去,总也做不好准备。现在却兀自走到了眼前,无法回头了。
7. 郁晓秋终于感觉到时代的荒凉了,可这荒凉,其实又不全是从时代生出来的, 还有一些,来自于成长, 成长的某种阶段.
8. 生命不过是一场记忆。
9. 那时候是他哭,她不哭,因她是有理的一方,不仅有理,还有时间岁月,能将命扳过来.
10. 现在, 她依然有理, 可时间岁月到了尽头,命没有扳过来,反又扳过去了一尺.
11. 她从小就没有目睹过什么幸福,但并不妨碍她欢欢喜喜地长大。
12. 一曲长恨歌,不过是赶了一场繁华,只是低回慢转都诉着告别,曲终人要散,时间最具有腐蚀力,洗尽了铅华,那夺目的荣耀最终都会成为过眼云烟,留不住的风景。——王安忆《长恨歌》
13. 年华是好年华,却是经不得数的。--王安忆《长恨歌》
14. 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了。——王安忆《长恨歌》
15. 红颜薄命,是因她的人生太多人关注,而这之中又是各怀心事,若再自视偏高,起步偏离,则很难回归。
16. 爱字冗杂的太多太多,岂止三两句,几页诉说能阐明的。能坚持的时候千万别轻易放手,失去了就去让自己变的更好。王安忆《长恨歌》
17. 年少时不知道什么是爱,以为自己高兴了就是爱,不高兴了也就不爱了,直到失去了某个人,才猛然发现,爱字冗杂的太多太多,岂止三两句,几页诉说能阐明的、能坚持的时候千万别轻易放手,失去了就去让自己变的更好。—— 王安忆《长恨歌》
18. 美是凛然的东西,有拒绝的意思,还有打击的意思;好看却是温和、厚道的,还有一点善解的。——王安忆《长恨歌》
19. 这人生说起来是向前走,却又好像是朝后退的,人越来越好商量,不计较。(王安忆《长恨歌》
20.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王安忆《长恨歌》
【拓展阅读】
王安忆的作品有她的优势,总是让人期待,但她的写作还是有些紧张,不够开阔。比如她的新作《启蒙时代》就给人这样的感觉,“一个好的作家,路应该越写越宽,像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那样达到绚烂的地步,但王安忆还没有,她在努力地工作,但还没有完全打开,似乎处于一种胶滞的状态。她的视野还不够宽,其实她可以写更多的人,把艺术的想象推到更高更远的地方。”杨扬觉得,出现这样的状况,一方面是王安忆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很多评论对王安忆创作的影响:“很多评论家以她的作品为支撑批评的支柱,比如说王安忆开始关注底层了,你们还不写?把她变成批评家的说辞,这对她的创作、想象是一个约束,她的创作受到的影响太多了。”杨扬说,王安忆的作品其实应该对文艺批评有一种冲击和扫荡,带来启发性的东西,“不要顾及这些批评,她这样优秀的作家的创作,应该像流水一样,不应该被约束在那里。”
“渡人渡己王安忆”是二十世纪作家文库一系列图书中王安忆的《酒徒》一书末对她作出的评价。“渡”不免叫人想起佛家的一些意思,不管是渡人还是渡己,难免夸大了写作的意义。在我看来,写作是很私人的东西,只是将感觉转化成文字,甚至是不需要任何理由或目的的。
人们评论王安忆会提到她在不停地“寻找与发现”,这对一个写作者而言重要且必要。局限于固有的风格和模式算不得什么天才,久了读者会生厌。而王安忆妙就妙在她连让你皱眉头的机会都不给,自己就尝试新的模式了。每读一篇都让你感觉耳目一新,惊喜连连。
她文中自有一股平常气,说的是柴米油盐,谈的是生活琐事。细碎而贴近。有时对某物的形容,一字足以传神,那字却是我们寻常都挂在嘴边的。自己说只当是方言俚俗,她写出来才知原来是有这个汉字的!不免像他乡遇故知,亲切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她看上海人看得透,于是不骄傲,不盲目随众。自是冷静却细致入微的述说,却入木三分,句句值得回味。
这篇评论提到昆德拉小说的观念影响了王安忆和余华。余华也是我很推崇的作家之一,我曾对朋友说过,看他的小说是不会后悔的。也是平常生活的平常描写,回头却是一片苦楚与无奈。王安忆也说:“小说是目的性比较模糊的东西,它不是那样直达目的地,或者说它的目的地比较开阔。说是彼岸,但那是地平线样的无头无尾的一条,终是茫茫无际的。”写作若带了目的,反而被羁绊了,不如信手拈来而智慧毕现。就如散步,目的过强则会错过很多风景,随意逛之没准会别开洞天。武陵人遇桃花源也是信步而至,后来带了目的去寻反是找不着了。
世上很多事本就无目的,一件事的发生可能就是很多不相干的因素影响的结果,《悲恸大地》里刘德生最后那一跳连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会到这一步的?到底命运之轮在哪转错位啦呢?他只是迷路而已,怎知就上了不归路?所以“目的”这个东西太虚渺,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像蝴蝶效应那样让一切面目全非。人可以主宰什么?
在与人谈到王安忆时曾听得她的《流逝》是极好的,甚至比《长恨歌》还好!看来个人喜好不同罢了,但《流逝》和《小鲍庄》确是王的小说中很好看的两篇。我所指的好看是情节吸引人。但与《长恨歌》中对人情世事的练达及文字给人的感觉比起来终是差一点。这么比较其实很不明智,因为她的不断尝试与创新,她自己的作品竟是不那么容易比较的,根本没什么可比性,她开辟了那么多不同的天地,天地间除了那智慧,彼此间相安无事,也不交融也不冲突。
以往读张爱玲,结尾处往往来得突然,好似一部戏,才到高潮处突然戛然而止,留给人无限惆怅和回味。王安忆的结尾倒很像她的《酒徒》中描述斟酒那样:“一条线下去,酒及杯沿下一分,再一条线收住,也是滴酒不洒。杨扬拿王安忆举例说,王安忆的作品有她的优势,总是让人期待,但她的写作还是有些紧张,不够开阔。比如她的新作《启蒙时代》就给人这样的感觉,“一个好的作家,路应该越写越宽,像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那样达到绚烂的地步,但王安忆还没有,她在努力地工作,但还没有完全打开,似乎处于一种胶滞的状态。她的视野还不够宽,其实她可以写更多的人,把艺术的想象推到更高更远的地方。”
《阁楼》和《神圣祭坛》隐喻了什么,我曾像战卡佳那样接近过而最终又让它从指间划过。这种寓言也是无目的的,只是写到这了,那些文字精灵们便自己蹦出来了,也许它们连意义也没有,但是看起来又好象说了很多,如项五一般,说得实在太多了!
王安忆的文字就是这样,明明知道它的好,常常却陷于有好说不出。这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些东西是与读者的经历感情混合了,形成了有个人独特感知的一些东西,这种东西无法分享,因为不同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就如我一向认为的那样,读者心中接受的那个故事和感觉与作者原来想告诉你的已经不是同一个了,会有偏差。人与人的感觉不同,也正是阅读这类作家的魅力所在。
自从发表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之后,她那支驰骋之笔没有了终点;她一路洋洋洒洒,到处是闪光的足迹,一直在超越着她的父母,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我眼前,是她的小说集《雨,沙沙沙》(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黑黑白白》(198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尾声》(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流逝》(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小鲍庄》(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黄河故道》(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69届初中生》(198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长恨歌》,散文集《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海上繁华梦》(1987年,花城出版社)、《荒山之恋》(1987年,香港三联书店)、《流水十三章》(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蒲公英》(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米尼》(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及长篇游记《旅德的故事》(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乌托邦诗篇》(1993年,华艺出版社)等。她的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小鲍庄》等均获全国大奖;还有多篇小说被译成各种文字。
这就是王安忆,王安忆的发展真快。
我从地上顺手拾起刚寄来的1993年7月29日的《文学报》,那上面有一段王安忆在上海第四届文代会的发言摘要,王安忆说:'在八面来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她说作家应有艺术理想,这个巨变的时代需要作家去关注,一味作风花雪月颂是浪费才华和经历,或者是缺乏艺术理想。'是的,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走出了小我。她不断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只从极个人的悲欢出发,那纯粹是雕虫小技。她的创作已到了思想收获的时节。而这种思想的成熟,是王安忆开始注重宏大的东西,悲怆的东西,这种创作的变化,是朝着人类审美理想出发的。
从她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开始,王安忆的创作又在自己的'基础上有了大的飞跃。她的艺术理想得到了很好发挥,她确实让自己变得大气了,深沉多了。《叔叔的故事》,对当代文学有着重要意义,它拥有了巨大的历史内涵,绝对经得起历史的反复咀嚼,也是王安忆创作思想成熟的标志。如果一个作家放弃了她的思想追求,就自然会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更不能放弃作家对生活的参与和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有分量作品的出现。而王安忆这几年来,确实写出了有份量的作品。发表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无不表现了作家大手笔和注重人类审美理想的气质,这两部作品标志着王安忆的创作已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王安忆不仅在艺术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当内向,严谨。这和她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这恐怕谁都知道。她酷爱读书,待人热情,爱思考,她谈话富有哲理,喜欢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她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关于王安忆的生平大家早就知道甚多,无须在这里重复。但要真正解读一个作家,决不能忽略了她成长时期的重要作品。那么,对于王安忆来说,'三恋'在她整个文学创作中是值得重视的部分,所以分析“三恋”成了我这篇评论的关键所在。
王安忆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世界。
一个她认定充满了生命压抑苦难又燃烧着希望光明骚动着的世界-一生命的本体世界。
“三恋”是一个标志,畸形变态的性描写向人们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实承认,她的这种性意识只是在生命的边缘上绕了个圈,并未真正走进人的生命本能。因为她终究没能拗过强烈的道德规劝,在一种自我压抑式的规劝中王安忆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
《逐鹿中街》便出现了一种倾斜。她使女人的生命直接倒塌,跌入家庭的怀抱,充当丈夫的陪衬,她们干脆不去意识自我价值的存在。《岗上的世纪》最直接进入了人的生命本能“性”。在最真实的生命跃动面前,任何虚伪任何遮遮掩掩都显得无济于事。“性”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平等做人的权力,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结合才构成了人的完整一样,男女双方共同的权力铸造了共同的生命律动。
新世纪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大家庭消失了,代之出现的两人组成的小家庭。父亲的形象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丈夫的形象。女人的角色也分别由母亲、女儿改换成了妻子、情人。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家庭关系之内的角色互换,也就是说关于家庭的话语没有变,关于女性的性的萌动意识,在深层心理上依然被笼罩在家庭意识形态之中。
王安忆的世界是一个主体意识极强的世界。她所关心的问题,使用的语言,作品前后叙述方式的变化很大。这里既有对女性自我的贬低,屈服于男性社会的一面;又有一种无法掩饰的骨子里不安分,拼命想解放自我的骚动情绪。但无论如何发展,作者的创作都是在扮演着她自己。而决定这种扮演的是有另一个“缺席”存在者,他(我这里用“他”而不是“她”)决定了王安忆所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这样,当王安忆用笔写作时,她就再也不是“她”,而是“他”,因为她的写作中的符码秩序必须与“他”的社会符码秩序一致。这就是说,社会是男性的,是“他”的。女作家写作,离不开社会这个大背景,按拉康的说法:“女性在生理结构在这个男权社会中以一种缺乏或被阉割的形态下进入语言和文化系统。”尽管妇女写作努力想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但她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男子对女人的偏见。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偏见”呢?王安忆所关心的妇女地位有时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中。她认为回到家庭便是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之中。在一个搞得非常舒服安逸的小家庭中,女人自自然然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和职责,牺牲,忘我,道德纯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说白了就是当个“家庭里的天使”。这种“淑女”型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王安忆的心理需求。从而也满足了“他”的社会秩序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所以也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这是一种对男人看来是“真正女人”的崇拜,小小的时候她们就在一起了。
小小的一座城,她们总是不间断的练功。她请他帮忙开胯、扳腿。她们触电般地接触。她成了一儿一女的母亲。她一片圣母般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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