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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征文3000字
“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评选及奖励：组织专门的“学术委员会”对征文进行匿名评选，设荣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论文结集，并予以物质奖励。
【1】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征文3000字
我们说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刻实质内涵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这里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和平崛起”与“文明复兴”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来看，所谓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就是要以文明的方式来应对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众多难题和种种挑战，在自主创新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我们多次说过，在中国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进程中，面临着三大挑战，这就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的挑战，环境特别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要靠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些话大家都已耳熟能详，然而要真正把它们变成全国范围、全体规模和深入持久的自觉行动，归根到底还有赖于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升，有赖于最广大人民以文明的方式去正确应对三大挑战。
其中，最具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文明特点的，就是我们主张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开创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而又使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人力资源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崭新的工业化道路。
这就要求我们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此应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进而在全社会逐步形成文明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
这还要求我们超越近代以来后兴大国崛起的老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以此来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来建设一个和谐世界。
事情很明白，只有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才能真正做到以文明方式去应对我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这也就是说，只有从当今时代要求出发的中华文明在自主创新中的复兴，才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华文明的复兴。
第二，从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来看，所谓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就是要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部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总是由先进文化引领，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民族。今天，国际社会认同中国的“崛起”，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二十多年以平均百分之九以上的增长快速发展;而国际社会有人担心中国崛起会威胁别人，则既有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把中国“妖魔化”的原因，也有我们自身文明建设不足引起的问题。这后一方面，即我们自身文明建设不足的问题，我认为也很值得深刻注意。这是因为，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是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相交汇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而使中华文明愈益向世界显现其亲和力、感召力，则是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相交汇的又一方面。这里当然包括众多课题，不仅有狭义的文化、教育，还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以至治国理念、“战略文化”，等等。
说到这里，我还想专门提到一点，就是我们的民族心态同中国迅速提高的国际地位是否适应的问题。一百多年来，在旧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存在着崇洋媚外和盲目排外这两种不健康的心态，长期落后又使许多不文明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消极方面。进入二十一世纪，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条件下，尤其在中国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的新进程中，某些历史遗留的不健康心态往往又经由种种不文明的举止行为而被放大了。这些问题不仅会在市场竞争中影响我们的国际声誉，在国际合作中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而且很容易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渲染“中国崩溃论”提供口实。所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那就不仅要在世界树立起“和平中国”的形象，而且要树立起“文明中国”的形象，这已经是一项很迫切很实际的任务了。
第三，从我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就是要实现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强国梦，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只是近代以来落伍了，并为此遭受了深重的屈辱和苦难。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做着强国富民之梦，其间历尽艰辛和曲折，直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为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奠定了政治基础。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夜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这个复兴，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我认为，以上这两大段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强国梦”逐步实现的进程，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进程，既不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也不能是复活旧学占统治地位的过程，而只能是在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过程，是一个中华文明在自主创新中实现复兴的过程。
在我看来，中华文明的复兴，当然需要一个文化建设的过程，但又决不仅仅是文化建设，而是要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这五大建设的过程中，努力构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相互结合和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工程。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再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同志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表明，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已经形成，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可以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媲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核心理念。
当代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要素结构和作用方式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完全符合并准确反映了当代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趋势和要求。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第二，是要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依靠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我们党提倡社会和谐，决不是否认矛盾存在和矛盾斗争，而是要求在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同时，继续深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改革方向，完善改革举措，戮力改革攻坚，并且通过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稳健改革和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来妥善处理各方面社会矛盾，这样来保持和发展社会和谐，不断地把和谐社会建设推进到新的水平和境界。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激化种种矛盾。只有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才能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人民安康。胡锦涛在论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时，把“民主法治”放在第一位，是极其重要的。
第三，是靠在全社会倡导诚实守信，靠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人做事严守诚信，这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更要讲诚信。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要求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中央为此做过两次决议，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已经明确。二十一世纪中国国民的基本素质，不仅应当包括基本文化素质，基本科学人文素质，基本职业素质，而且应当包括基本伦理道德素质。胡锦涛最近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树立荣辱观的八项内容，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热烈响应，这决不是偶然的。整体国民素质提高的艰巨任务，需要持久努力，需要正规学校教育，需要广泛社会教育，更需要广大国民自我教育和终身教育意识的不断增强。
第四，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历史时刻，还要特别强调一点：无论坚持科学发展也好，健全民主法治也好，倡导诚信道德也好，归根到底，都是要落实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上来，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实惠和希望，并且经过有系统的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中国十三亿到十五人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逐步达到新的文明高度。因此，在继续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把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当前发展社会事业，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而且直接同最广大人民的生计和安全息息相关。
总之，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我们就一定能够通过长期努力，通过分阶段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文明复兴，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次具有重大现实和长远意义的伟大超越。历史呼唤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自觉推进十三亿乃至十五亿中国人的国民素质的自我改造，推进中国社会生活的自我改造，还要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改造。这三项改造，也可以叫做新的“三大改造”，而且是在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基础上的新“三大改造”，合起来说，也可以叫作新的“一化三改造”。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将贯穿中华文明复兴的全过程。与此有关的众多课题，无疑需要我们进行广泛、深入和持续的探讨。
除此之外，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国际上各类朋友关注的焦点。让世界真正了解、更加了解中国，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要看到，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保证，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盛举。中华文明的复兴决不意味着世界范围内文明冲突的激化，恰好相反，正如胡锦涛去年在出席APEC会议上的主旨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各种文明之间、各个国家之间应该本着开放的思维，实现共赢”。一个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它与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共存和沟通，将大有助于当代世界真正的和平与稳定。
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说明，各种文化、各个国家的发展，只能按照各自的特点和需要，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统一的“模式”，更不应把什么“理想模式”强加于人。至于中国，我们认准一条——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和“军事威胁论”之外，现在国际上又冒出来一个说法：由于中国发展快，中国模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有吸引力，这又构成了“威胁”，叫做“模式威胁论”。对此，我们同样是清醒的，我们决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历来讲，中国只输出电脑，不输出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只会有利于同世界人民一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决不会给世界带来任何意义上的威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和平发展，文明复兴，中国将以“和平大国”、“文明大国”、“可亲大国”的形象出现于世界。
【2】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征文3000字
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越南通过改革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中国于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南近年也以6%以上的速度增长，高速发展与两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密不可分。中越两国有着许多共同点，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关键的是两国都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本土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并以此指导本国的建设和发展。尽管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道路和方向相同，但由于国情不同，两国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理论成果还是呈现了一定的差异，对此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拓展理论研究视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可以在实践中推动两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更好把握国际共运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
中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本土化、民族化比较
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创新首先体现在指导思想上。在中国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越南是胡志明思想和社会主义革新开放理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探索各种重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民族化创新而取得的特殊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有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探索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基本问题，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靠谁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而胡志明思想和社会主义革新开放理论则是越南共产党根据越南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理论贡献。从越共七大提出“胡志明思想”，到越共十大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将胡志明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为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这表明了越共对于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的肯定。越共认为，胡志明思想博大精深、高瞻远瞩，内容涵盖了普遍规律，在民族解放时期回答了越南要不要争取民族的独立，如何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以及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并走向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革新开放以后主要解决越南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目标等问题，带领越南跨入了社会革新发展的快车道。
中越两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应用的侧重点不同。中共非常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坚持用完整的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越共更重视列宁主义对越南的重要性，在过渡时期，越共主要继承的是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特别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阮德平认为，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就是没有很好地借鉴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经验，尤其是忽略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价值。实际上，这是一个小生产农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①
中越两国指导思想的思想来源存在差异。毛泽东思想其思想来源比较丰富，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②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毛泽东思想是对革命、建设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与升华。胡志明思想的思想来源就比较复杂，除了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精髓以外，还吸收了古今东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内容，越南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和团体主义，中华文明的儒家仁义思想，佛教教义中的“慈悲、喜舍、救苦、救难”，“济人度世”等主张。
中越经济体制改革中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
中越两国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越南则始于1986年。两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诸多相似之处，如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市场经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等，但由于具体国情不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也存在着许多差异。
中越两国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不同。中国认为已处于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初级阶段，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越共根据列宁过渡时期理论，认为越南还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而且处于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越共九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成为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经济模式。
关于“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越南社会和人文科学国家中心高级专员阮辉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包含三层含义：第一，越南要搞市场经济;第二，给越南市场经济设定的发展方向是朝向社会主义;第三，这意味着目前越南还不是社会主义，或者，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③因此，这种市场经济可以包括一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这就为越南当前采用一些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提供了法理空间。在实践中，越南重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越共六大政治报告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将在国家的监督下，与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建立横向联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④越共九大特别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越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股份制经济和跨所有制经济，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种‘特别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这里的国家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⑤“它对走向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有重大、长期的经济战略作用”。⑥
中越两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创新，都是解决两国实际问题的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虽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还得与本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中国与越南的国情不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也不同，这就导致了两国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差异。
中越政治体制改革中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
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过程中，中越两党也高度重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勾画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越南的政治革新虽然也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但在2006年以前进程十分缓慢。直到越共十大才明确提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加快了民主化进程。中越两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创新，由于社会性质相同，两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许多相近之处，但也由于国情和党情不同又呈现不同特点。
中越两党都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之初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写进了党的基本路线。越共也提出了政治革新的六条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相结合，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相结合。⑦2001年越共九大明确提出：“在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基础上、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建设祖国”⑧，这为越南的政治革新指明了方向。中越两国由于社会性质相近，而且历史和文化有着紧密联系。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两国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上，中越两党是一致的，即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⑨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将“依法治国”作为会议主题，这在中国共产党93年历史上尚属首次。越南共产党六大提出了“以民为本”，“民知、民谈、民做、民检”，“要依靠法律，而不仅仅靠讲道理去管理国家”等重要思想，越共十一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依法治国提升为越南的国家建设目标之一。其次，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上，中越两党都采用渐进性的改革方式。中越两党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难度和阻力较大，必须谨慎和循序渐进。“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干大……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⑩
中越两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也各有特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共十六大全面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任务正式摆在全党面前。强调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模式，根据中国国情和党情把改革的重心放在执政党内部的改革、建设等方面，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越南政治体制革新的重点是正确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以提高越南共产党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执政能力。越南政治体制革新主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会体制革新两个方面。在党的领导体制方面，越共革新党的领导方式，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从越共六大以来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创新党内民主形式，如实施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制度等。在国会体制改革方面，革新国会代表的选举方式，实施国会代表差额选举，实行国会代表质询和信任投票制度等。
比较中越政治体制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创新，差异源于中越两国党内和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不同。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而越南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导致越共的社会控制力不强，缺乏上层权力结构核心，集中度不够，最高权威呈现扩张和分散化趋向，民主集中制未得到很好落实。党内存在不同的势力派别，相互竞争，集中程度不够，无法很好的实施民主集中制。
中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本质，是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质的规定性同马克思主义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当中的特殊选择性间的合力关系问题。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这是方向性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灵活性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前提的，是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刻的世界化的过程。通过中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比较，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历史经验：
首先体现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否则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问题。中国和越南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过程中尽管对马克思主义应用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民族化创新。
其次，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历史经验，还表现为必须坚持从本国的国情和民情出发。马克思主义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与民族化，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本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正如邓小平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原则必须同越南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再次，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越两国都选择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本国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用本国优秀文化的表达方式和广大人民能够接受的语言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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