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声音散文欣赏

村庄的声音散文欣赏

　　村庄，但凡有过村庄生活经历的人，村庄总会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那里有游戏的童年的记忆，那里有装载着梦想的快乐时光。小编整理了相关的文章，欢迎欣赏与借鉴。

　　一

　　父亲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咳嗽，就像肚子饿了没有办法不吃饭一样。他呼吸时不像别人若无其事地照常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耽误；我父亲不行，要嘴呼嘴吸，鼻子对他来说好像聋子的耳朵，尽管不完全是摆设，一到冬天嘴巴还是要张得老大才能打通心肺的通道，吸引空气进来。这时候我就明白了，夏天村民们将收割的麻或苘放在我们村子周围的汪里沤，麻或苘腐烂时给汪中的鱼造成了缺氧，鱼们就都浮上水面，张着大嘴呼吸，我就想起了哮喘病人。鱼翻汪的场面是很壮观的，密麻麻地将嘴和头露在水面上，任由村民捕捉。它们顾不得被人逮住的危险，临死前就为了吸一口氧。

　　父亲没有鱼之顾虑，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张大嘴巴呼吸。一呼一吸，他的呼吸道就会发干，一干就会发痒，一痒就会咳嗽。

　　父亲可以随时随地地咳嗽，咳嗽起来如永动机一样没玩没了，父亲的两肋时常咳嗽得疼痛，咳出的秽物中有时还夹杂着血丝。他说他咳嗽的时候感觉到村里有好多人随他一起咳嗽。可是他说的好多人里面有的人早已不在世了。

　　父亲经常想像着有一天还能和常人一样闭上嘴用鼻子呼吸，他觉得张着嘴巴喘气太难看，一口气喘得短一口气喘得长，不是有修养的人所做出的样子。特别是遇上个红白事，亲戚朋友坐在一起，父亲的神态就特别别扭，他的嗓子里发出的声音好像是用初春的柳枝掫成的柳哨，吹不成调调，“嘶啦嘶啦”的瘆人。周围的人看到他那憋闷的神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瞅他，他更为自己的行为惭愧。于是，除一些必须参加的场合外，可去可不去的时候他尽量不去。

　　其实，像我父亲这样的哮喘患者随处可见。每当回到老家，我都能从掠过眼前的风丝中辨听出是谁在咳嗽，是谁的哮喘病又发作了。在乡村，哮喘患者算不上病人，他们有可能是因为一场感冒发热烧成了肺炎，热退了肺还没有消好炎就心疼那点吃药的钱，留下了病根；有可能在某一个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嫌戴着口罩太憋屈，或怕人家说太洋气，于是那五脏六腑就成了吸尘器，时间久了就有了一个稀罕的病名——尘肺病。哮喘病发作时尽管没有疼痛来得尖锐，但那种末日之罪会伴其终生，乡亲们一辈子就这样在习惯与不习惯中急促地消耗着他们的困苦与生命。

　　我父亲不是这两种情况造成的，他得哮喘病应该怪罪万恶的王洪九。八九十岁以上的临沂人知道他，五十岁以上的临沂人可能听说过他，他是解放前夕最后一任伪临沂行署专员。杀人如麻的他逃跑台湾前夕，在临沂周围村庄大肆抓丁，我父亲就是附近四五个村庄被抓的200余名壮丁之一。1948年底，也就是我父亲被抓丁3个月后，淮海战役之前奏宿北战役开始，在解放军攻打郯城的战斗中，父亲被俘虏。接着，他们这些被俘虏的国民 党兵有愿当解放军的，领章帽徽一撕就算是了。当然，真正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这么简单，而是一个长期的思想转变的过程。当时，像父亲一样被俘虏过来的国民 党士兵太多，解放军一下子解决不了服装问题，这也是无奈之举。父亲这些俘虏兵在以后的岁月里也群情激昂地高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们心怀谦卑地穿着撕掉了领章帽徽的国民 党服装，走到哪里人们都知道他们是国民 党兵，至少曾经当过。村庄的老百姓们疑惑地瞅着他们时，父亲就笑笑，他没有必要解释，他们也不认识父亲，父亲他们还要走过无数个这样的村庄。父亲他们都急于想换上解放军服装，那样就不会给人们知道他们是从国民 党兵解放过来的，他们就完成了从一个国民 党兵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华丽转身。他们这样的解放军有两层含义：从国民 党军队中被解放过来，加入解放军后又去解放被国民 党占领的国统区。

　　行军途中，怕被冻死的父亲违反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也是我说的国民 党兵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长期的思想转变过程的理论依据。父亲偷偷揭过行军途经村庄的老乡贴在墙上晾晒的草纸，就是那种当做纸钱的草纸，那是老乡准备春节前卖出去赚钱的。怕被老乡和领导看见，父亲将偷来的草纸掖在裤腰里、绑在裤腿里抵御风寒。作为不遵守纪律的一种惩罚，行军途中草纸在父亲的身体上发出难听的声音不说，还让他奇痒难忍，粗糙的草纸甚至划得他身上都是血道子。父亲说，多亏了痒和疼转移了大脑对冷的敏感，让他熬到了发棉衣的日子。即使这样，父亲还是得了肺炎。那年他25岁。

　　父亲是穷人家的孩子，寒冷把他崇高的思想觉悟冻硬了，冻得没有了温度。也许刚俘虏过来的父亲思想根基本就不牢，做出了偷老乡家草纸的事情。父亲暗自庆幸，当夜队伍就走出了那个村庄，可他想象得出天明老乡发现草纸丢失会是什么样子，一旦找到队伍上，事情就会水落石出，后果如何父亲想象不到。

　　平时壮得像头牛的父亲，根本不知道肺炎是什么，更没把咳嗽放在眼里，贫穷带来的无知和年轻对身体的透支，给父亲留下了以后生存的艰难和困苦。父亲嗓子里那难听的哨音，随着四季变化，随着每一天温度变化，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变调。今年93岁的他，不用看日历就知道季节到哪里了，就知道“我该到医院给肺和嗓子消消炎了”。

　　我也太粗心了。父亲45岁之前，我跟着他下地干活，没有听到过像如今这么厉害的喘息；45岁到60岁期间，我和父亲的接触是一个断档期，我在城里上学，又在学校里当兵，结束了军旅生涯后又不在他的身边；直到父亲60岁以后来到城里随我们兄弟姐妹一起生活，我才突然发现，曾经挺拔的父亲就因哮喘被折磨得瘦削羸弱且苟延残喘。

　　我认为，如果不把哮喘与病联系在一起，就不会引起乡亲们对它的警惕，对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是不公平的。

　　二

　　我们村得哮喘病的人不少，年长的多，年幼的也有。乡亲们搞不清哮喘病与气管炎有什么区别，只要喘气不顺溜的一律叫气管炎，好像说哮喘还是一个很洋气的字眼，怕被村人笑话。村里谁得了这病，生产队长一般是不会让他干重活的。享受这一待遇的还有心脏病患者，乡亲们称那是富贵病，他们能干多少干多少，从没人与他们攀比。男爷们得了这病活得就有些难为了，喘得轻一些的，看场或下湖看青（护庄稼，别让人偷了），或者跟着一群“老娘们”干活，那工分就与壮劳力不一样了。如果一个工每天按十分计算，推独轮胶车的壮劳力每天得十分工，“识字班”八分，而“老娘们”就只有六七分了。如此一来，年底通过全年所挣工分结算夏秋两季所分的口粮款，和“老娘们”一起干活的男人们就汗颜了，他们家要倒着向生产队交口粮钱，生活的拮据就明显地留在了他们家的房子上、饭桌上、衣服上，还有他们家大人小孩的脸上。

　　后来，当生产队长某一天干活之前点名发现某一人没有答到时，便派人去他家看看，就发现有的一家出走了，有的是一人出走了。没有走的家人也不会说出走的人去了哪里，其实，那时候谁都知道，肯定“闯关东”去了。

　　我父亲也闯过关东。那是父亲从队伍上和同村的苏杰三回到家后三四年，抗美援朝最后一批征兵，村长便又让他去。村长心里有鬼，他知道我父亲手里抓着他曾经作恶的把柄，如果让我父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牺牲了，他也了了一条子心事。

　　我大舅听说父亲要当志愿军去朝鲜抗美援朝，冒着大雨蹚着齐膝的雨水窜行在刚收过棒子的玉米地往我家跑，没有衣服穿的上身被玉米叶划得左一道右一道也全然不顾。跑到我家时，父亲他们已到了临沂城北门口，大舅又拼命往城里跑。当时的临沂城北门是以涑河为屏障的，大舅赶到这里时，滔滔的涑河水正暴涨，便将父亲他们这些候补志愿军隔在北门外一天多，这样就让大舅看到了正在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父亲。大舅不敢靠近正在唱歌的父亲，他满身汗水地站在我母亲跟前远远地瞅着我父亲笑。大舅死了好多年后，我父亲还记得当时大舅的笑比哭还难看。父亲说那是让他感觉最亲近的笑。

　　就在父亲这些新兵出发时，传来了抗美援朝结束的消息，他们被告知回家待命，大舅和母亲在北门外抱着父亲就大声哭了起来。父亲知道他们的哭是因为自己没能当上志愿军喜极而泣，他怕被带队的领导看到会过来批评，一边劝着大舅和我娘，一边偷偷看领导。大舅憨憨地责怪我父亲：“让你去朝鲜你就去啊，你真是死心眼，就不会说你有痨病？”

　　父亲这时候才想起自己的哮喘病，便感觉到自己真的像大舅说的那样憨。

　　等待了半年多，父亲没有接到命令，看到贼似的村长成天派人暗中监视着他，他一咬牙，带着和他一起从部队回到家的苏杰三二叔去了东北。村长是从解放前一直当到解放后的，1947年5月中旬孟良崮战役结束后，没有跟上大部队转移的三位解放军战士蹚过我们村东的祊河，刚上岸就被村长带人将他们引到了村里，路上他们将一位发现村长心怀歹意的战士开枪打死，另两位解放军被他们缴了枪。后来，活着的两位又被村长带人押解到临沂城，交给了当时的国民 党驻军83师李天霞部，以邀功请赏。这件事情父亲最清楚，其实，村里还有好多人清楚，父亲就觉得村长只防着他一人，特别是父亲从南下的队伍中将患病的苏杰三二叔带回家之后，父亲又成了村长的心头之患。父亲努力把自己变成一只缩身的刺猬，在村里很少与人说话，人们听得最多的只是父亲的咳嗽声。父亲就是要用咳嗽声告诉村长，自己是一个无用之人，不必防着他或者除掉他。父亲满心想着像刺猬一样趁没人的时候舒展一下腰身，又怕猝不及防地被村长一锨拍扁。他想，与其在村里当村长的眼中钉，还不如在他的视线中消失为好。父亲是一位农民，尽管解放后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也不敢得罪一直当村长的村长。于是父亲这只刺猬下了关东。

　　那时我哥四五岁了，父亲就没带我娘走，他打算找到工作稳定下来再悄悄把我娘我哥接去。其实，父亲到东北去还有一个原因，寻找他的哥哥，就是我的伯父。我的伯父解放前也当过伪村长。

　　村长杀害并抓获解放军交给国民 党的事情最后还是败露了，他落了个应得的下场。那是被村长押解到临沂城的一位解放军被家人保出，重返队伍，建国之后专门来到他曾经被捕的地方，揪出了作恶的村长。父亲不知道村里的情况一直没敢回家。

　　父亲有没有找到伯父谁也不知道。苏杰三二叔小我父亲好多，在当地找了媳妇稳定下来。我父亲不行，他成天想着我娘和我哥，就一门心思地好好工作，争取早一天把他们接去。三年后，牡丹江铁路局某火车站领导发给父亲5000元安家费，让他回去搬家。

　　我父亲回到家后，就再也没能走出村子。新任村干部将回村搬家的父亲扣住了，让他在村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父亲经常给我们说，火车站的领导肯定认为他拿着钱跑了。

　　父亲说他就是一只刺猬，一辈子患得患失的。

　　三

　　我家的隔壁住着我的本家大娘，我从记事起就知道她哮喘很厉害；住在村西头的我的一个堂哥喘得比我父亲厉害，说话都上气不接下气的；住在大队部东院的光棍苏已到了说媳妇的年龄了，就因为喘气费劲，谈一个崩一个，为了找媳妇，他把挣的钱都花在穿着打扮上，只要不下地干活，裤子烫得笔挺笔挺的，本来裤腿不长，他还要挽上一截，尽量把洋袜子露出来；夏天日头毒，元五大爷也不舍得戴遮阳的东西，全身晒得古色古香泛着金属的光泽；而光棍苏不管干活还是不干，头上总是戴着洋草帽子，不时还换换胡椒眼的席荚子。于是，村里的小学生一看到他不干活，还穿得人五人六地在大街上闲拽，就跟在他的后面喊：“结巴子、结巴子，高吊裤子洋袜子，胡椒眼的席荚子，嗓眼架了个风匣子。”

　　他也不恼，只是看到孩子们跟着他喊，他才有意识地弯腰在地上虚抓一把，向后面做投掷状，孩子们嬉笑着作鸟兽散。后来读了鲁迅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孔乙己并不是孔乙己，人人都有个孔乙己。

　　气管炎一定会咳嗽，哮喘不一定咳嗽，犯憋，伸长脖子大口喘气也不够用的。春夏秋三季看不出他们有多么大的痛苦，有时候还会挎着紫花槐条子编织的筐，下地去割草、扯地瓜秧、劈玉米叶，弄回家喂家畜家禽。冬天就不行了，他们的哮喘及咳嗽想憋都憋不住，寒风裹挟着哮喘声和咳嗽声在村庄的屋顶上和树梢上旋转，我顺着声音就能分辨出谁是老气管炎和哮喘病患者，谁是新的。我就在他们的哮喘和咳嗽声中长大，我感到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我不是医生，我对他们的病无可奈何，我就憎恨冬天，只有这样，才会显出对他们的同情，才会让村人们说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冬天，生产队看场的屋子或喂牛的牛棚是比较温暖的地方。我父亲是这两处地方的主角，他会说书，《七侠五义》《秦琼打擂》《说岳全传》这些半文言半白话的书他读过就不会忘，谁都抢着让他去说。我曾写过《听父亲说书》一文，文里和文外的父亲怕烟熏，大伙就让他坐在上风头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把柴火都稀罕，每天早晨，我都会被母亲叫醒，在二姐的带领下下到结冰的汪崖，用竹筢撅着紫花槐筐，去搂一夜不知从何处刮来的茅草、稻草、麦穰等，我还特意带着一把镢镰子，发现汪崖上有裸露出的树根就斩断，带回家晒上几天，用它烤火或做饭，比一筐的草类要耐烧得多。我们村子有两三千口人，大汪围着村庄完整地转了一圈还不行，又在村中灌出了三个相对完整的大汪，其中一个占地四五百亩成为龙头，那围着村庄转的汪就是龙身了。多少年后我回到村里，发现村里的大汪被村民自觉填平，上面建起了厂房和住房；没有被填的大汪孤零零地呆着，没了源头之水，成了死汪臭汪。我想，村民现在不用再刨汪崖上的树根烧火了，也不用汪崖抵挡会被漫天的寒风吹上天的草们了，更不用汪里的水洗衣服、饮牲口了，他们有了煤炭、液化气，有了自来水、矿泉水，有了洗衣机，有谁还会去关心不能给他们带来吃与喝的臭水汪呢？